我的大学

烟岚轩宇

（一）一中复读

82年8月底，我家搬到了景德镇第一中学。因是临时住处，我们大多数物品都没拆封，只取下生活必须用品。大部分物品还推放在一中一个仓库里。刚到的那几天，我爸妈都忙着去各自的新单位报到。好在妈妈的新单位景德镇第十七小学与一中相邻，如抄近路，下个比较陡的坡就到了。我和弟弟也就利用这几天的空闲时间，慢慢熟悉一下新环境。这里的自来水，也没有接入每个家庭，在一颗大枫树下装了个水龙头，每天下午四点开始来水，大家就用桶子，挑水回家，只不过与东门头奶奶家相比，一中的水是不要钱的。在安装水龙头大枫树旁，还有一口水塘，塘边有一口井。城里也有井，这让我觉得有点稀奇。这井水大家都不喝，主要用于洗澡、洗衣服等。打水时，大家都是用篮球剪个大口子，用绳子穿着，扔到井里，把水吊起来。刚搬到一中的前两天，我们都是借用别人家的打水工具去洗澡。后来我们也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

我已记不太清楚，是在搬家前，还是在搬家后，我曾报考了税务局等单位。只记得报名的地点是景德镇第十一小学，要过昌江，也就是到河西。当年昌江在城区段，只有昌江大桥和浮桥。河西那边，我除了经常去公园玩，其他地方一点也不熟。我从浮桥过江后，就边走边问。当时瓷都大道（我们习惯称吕西公路）正在修建，挖得乱七八糟，一路上都是黄土飞扬。我就挑工地的最边上走。走着走着，我便走往茶山方向。也往前走好像到了农村，路两边全是田。我赶紧又往回走，走出这条岔路，又回到在建的吕西公路。后来听说，茶山那边有殡仪馆，还有坟山，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时正好来了个骑自行车，模样有点像干部的人，我赶紧上前问路，那人用手指向马路的斜对面，那里有个被树荫遮挡住的门楼，说就在那里。我说了声谢谢，就往他所指方向快步走去。当时报名就要两样东西，户口本和高考成绩单。户口本证明你是吃商品粮的，高考成绩单，证明你是高中毕业的。我顺利报完名，也得知考试地点也是放在这里。这下我又安心了，不要再到处去寻找考场。考试时间，大概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就考语文、数学两门课。

转眼就到了9月1日，我背着黄书包就去一中高三（5）班报到。说实在的，当时还是有些紧张。在校园里，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武智理老师。遇到这位在桥溪、鹅湖中学都打过交道的熟人，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紧张的情绪也舒缓了好多。我赶紧上前与他打招呼，武老师看到我时，愣了一会，就问我为何到这里来，是来找他的？我告诉他，我爸妈都调到市里来了，爸爸就在一中工作。我去办复读手续。他一听就非常高兴，就要我回家告诉我爸妈，他会抽空去家里看他们。

我走进一中，就感觉鹅湖中学与之相比，那教学环境和条件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高三（5）班在第一教学大楼四楼，上楼左拐第一间教室。班主任是吴放老师，他正在教室里，我把教务处开的报到单，交给他，就算完成了第二次复读的手续。吴老师接过条子看了看，便安排我坐在倒数第二排中间的位置上。没过两天，班上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插班复读的同学。他们都坐在我后面，我同桌也是个复读生，还和我一样，报考了税务局。9月份，我俩一起去参加考试，10月份得到通知我们都被录取到税务局工作。我思前想后，还是想读大学，就放弃了这次工作的机会。那位和我同桌的复读生，他选择去税务局工作。他分在里村这边的税务所工作，我读大一回家过年时还见过他。因时间太久，也从未联系过，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一起复读的还有吴庆琳、刘景民。这两人个子都很高，坐在我后面，也就是最后一排。刘景民喜欢开玩笑，他知晓我是从鹅湖中学过来复读的，就给我取了个外号——“鹅湖佬”。他喊我鹅湖佬时，我就叫他镇巴佬。刘景民很有才华，他83年考入景德镇教育学院。当时流行吉他弹唱，大概在85年，他编了本吉他弹唱的教材，为出版这本书，他还到江西师范大学我的宿舍住了好几天。后来与师大音乐系的一位老师联系上了，他俩一起对那本吉他弹唱的教材进行了修改，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出来便成了抢手货，因为当时风行吉他弹唱，但这方面的教材少得可怜。他送我的一本，最后也不知道被哪个同学拿跑了。我现在只记得那本书的第一首曲子是《致爱丽丝》。刘景民还在我宿舍示范演奏了这个曲子。因我们是复读的，又坐在后面，所以有些不愿听的课，我们就私下里聊天。结果被班主任吴放老师狠狠骂了一顿，后来我们上课也就很少说话了。

       高三（5）班，是景德镇唯一一个文科班。文科在一中是弱势学科，在市里的名声不响。学校也非常想在文科方面有所突破。所以配备的老师也是比较强的。班主任吴放，教历史，他是60年代的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刘荣亮，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政治老师柯尔荣、数学老师吴才有、英语老师刘宝莲、地理老师姜朝万。这六位老师教学经验都很丰富，只是在上学期还在赶进度上课，还没有进入总复习阶段，这对我们这些复读生来说，就像捡了块鸡肋似的，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我当时也就是认真听数学和英语两门课，其余课程，我都是自己看自己的书。可惜的是数学和英语对我来说，难度太大。我每天晚自习时，基本上都是做数学题。至于体育那些副科，我们这些复读生就根本不去上，就呆在教室里海阔天空瞎吹牛。吴放老师为此找了我们好多次，见没多大效果，也就懒得催我们去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汪良鹏气得直跺脚。

搬到一中半个来月后，分给我爸爸的房子终于腾出来。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完全安顿下来。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栋非常旧的平房，一共用四间房和一个厨房。一间用作餐厅，一间父母用，我和弟弟一间，剩下一间用作学习办公。房子边的一小块菜地也给了我们。我们那几桶蜜蜂就安在菜地里。

自10月份我放弃了去税务局工作的机会，后来市里又组织了几次招工考试，我均未报名参加。这一次是下定了决心考大学。董春雨此时，也转到南安中学复读，他偶尔会到我这里玩玩。他82年高考也就差几分就可上大专，所以他也憋着一股劲，向大学冲刺。我俩还互相鼓励了一番。也许是年纪大了一点，又经历两次高考，人也成熟懂事了不少。也明白了自己要走的路，全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自己不努力，一切就白搭。于是在高三（5）班，我开启了第三次向大学冲刺的帷幕。

烟岚轩宇

（二）高三（5）班

高三（5）班包括我们这些复读生，总共才35人。这在一中高三年级中属于人数最少的班级。这说明当时文科在一中不被人待见，也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个班学习风气还蛮好的。很多同学放学回家吃完饭，都会从家里赶来，参加晚自习。没过多长时间，我在这班也认识了不少同学。班长操云，个子修长，长得一表人才，学习成绩在班上永远是标杆。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非常均衡。他的排球打得也挺好，在班上有点威信，除了我们这些插班复读的，其他同学都还比较服他。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吴一凡、王国强和余孝平。吴一凡是班主任吴放的儿子，个子很小，但十分灵巧。他也是复读生，学习很刻苦，英语成绩比较好。有一点我一直很佩服他，他从未因个子较矮而自卑，反而是十分开朗，有很强的亲和力。王国强为人很实在，他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但成绩一般，不够理想。余孝平家住宇宙瓷厂，他个子比较高，多才多艺，喜欢唱歌，每天都会哼些歌曲，英语成绩比较好，深受刘宝莲老师的喜爱。他们三人每天都会到班上上晚自习，我也跟着和他们一起上晚自习。那时上晚自习的复读生，只有我和吴一凡。

       当时上晚自习的主要是家住一中附近的应届同学。但住的远的同学也有几个，贺雅宜就是其中一个。她家住在黄泥头地质队，往返一中很是辛苦，特别是晚上来来回回，很不安全。好在他们地质队那边有好几位同学会结伴同行。在班上时，我与她没有多少交流，高考后，她被录取到江西大学中文系，与董春雨同班，加上我也在南昌求学，接触就比较多了。后来她大学毕业分配到景德镇日报社工作。我也因为调入陶瓷学院从事校报编辑，经常与报社打交道，所以与贺雅宜接触也就比较多了。

       上完晚自习，我和吴一凡、王国强一般就会跑到一中下面去吃夜宵。就是现在的工商银行边上，当年一中下来，路两边全是田，靠马路边才有几栋两层楼的房子。我记得出一中路口，右边是个中药店，左边一排破房子，有几个夜宵摊。再往新厂十字路口走一点就是食品公司卖肉的地方。那几个夜宵摊中，有一对老年夫妇在卖清汤（北方称之为馄饨），他们做的清汤可是好吃。因为他家的清汤上面，总会撒上一层猪油渣，吃起来特别香。特别是在冬天夜晚吃一碗热乎乎的清汤，别提有多舒服了，全身都暖洋洋的。到现在与人提及当年吃的清汤时，似乎还回味无穷。可惜现在市面上已吃不到那种清汤了。即便有人也在清汤上面撒上猪油渣，也吃不出当年的味了。

      我慢慢也融入到高三（5）班的集体学习中去，与同学打交道也多了起来。我发现市里男女同学的关系比鹅湖中学要和谐多了，课间或自习时间，男女同学都会聊天交流，这一点在鹅湖中学是根本看不到的。虽然高三（5）班没有男女同桌的现象，但并没影响男女同学的相处。那些普通班的男男女女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会在教室里、走廊上追追打打，刚开始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有次聊天时，我还挺好奇地把这重大发现告诉刘景民，他笑了一笑，拍拍我的肩说：“你呀就是一杂鹅湖佬。个有么得好奇怪的哟”。

      我的语文、历史、地理在班上都不差，通过学习，我的政治也慢慢有了点起色，就是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进步比较太慢。用吴才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还没开窍。我非常期待那开窍的时间到来。

       转眼就到了1983年，过完元旦，所有科目的新课都上完了。我们也进入了总复习阶段。就连寒假也用来补课。这点在鹅湖中学是没有的。董春雨所在的南安中学放假也比较晚，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我也不例外，上完晚自习，吃好夜宵回家，基本上是10点半，我在家再继续看一个小时书才睡觉。后来发现这种死看书，效果一点也不明显。不看书，又似乎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学习办法。特别是数学和英语这两门弱项，让我心里发急。如果这两门课稍微好一点，我在82年至少会考上教育学院，也就不用再次复读。其实，每次上英语课时，刘宝莲老师非常关照我，还经常点我名，让我回答问题，可我硬是一次也没答对。刘老师就告诉我，把语法弄清楚 ，多记几个单词，英语就好学了。我们几个坐在后面的复读生，就私下嘀咕说：“如能搞得清楚，记得住单词，我们还会坐在这里。”“本荣啊，你搞得清楚啵？”我苦笑着说：“我郎个也搞不清楚。”后来刘老师每天都要求我熟悉一种句式，就这样我才勉强记住了一些东西，可一考试又给忘得精光了。后来我总结一下，就是单词量太少，这英语就无法学了。一个人不识字，他又如何能看懂整个句子的意思呢！我转而又每天背起单词来。基本就处于背了又忘，忘了再背的死循环中。

       过完年后，大家又回到了校园。除普通班外5个理科尖子班和我们文科班都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平时说说笑笑的场面都减少。大家都感受到一种大考来临的压力。

烟岚轩宇

（三）高考上岸

过完年后，正当我们进入到总复习冲刺阶段 ，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的政治老师柯尔荣调任景德镇市总工会主席。好像是从3月份开始，她就基本上没给我们上课了。学校也比较有意思，也没有安排其他老师来顶替上课。不过柯老师还是对我们很负责任，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周抽一个下午，到班上来帮我们辅导总复习。鹅湖中学缺少有经验的政治老师，所以我的政治科目也一直是短板。比如说，用哲学原理说明人为什么不能踏入同一条河等题目，我当时是打破头也做不出这题。后来也是在柯老师的讲解下，慢慢理解了。没有老师指点，我对政治科目就是一头雾水。柯老师调走，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本就不够光明的高考之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悬念再次陡然提升。

       好就好在在四月份，吴才有老师拿了一份南京市高三数学模拟试卷给我们做。也许是“开了窍”的缘故，我那次做的十分顺利。考完后，吴老师当场改卷，120分的卷子，我居然得了102分。吴老师还在班上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这对已参加两次高考，数学成绩从未超过40分的来说，简直就是奇迹发生了。我兴奋的一塌糊涂，那心情实在是难以言表。这下我也像打了鸡血似的，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重新看到了希望。从这以后，我对数学着了魔似的，每天都在刷题，背公式。吴老师也更加关注我，时不时地指点我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随后的一检、二检、三检，我数学都能考到90来分。这使我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更加充满信心。

      关注点转移到数学后，自然在语文、历史、地理，这几门我的强项上，花的时间就少了很多。因为这三门科目无论那次质量检查，我都没低过80分。这也让我有点飘飘然起来。我那时想，也许能考个本科。市里中学高考那种紧张气氛，同学之间的那种竞争都是无形的，特别对我这种多次复读的学生来说显得压力更大，就连梦里都在想高考这事。有时梦到考取了，笑醒了。有时又梦到又落榜，一身冷汗从梦里惊醒过来。好在我比较憨，第二天早上起床又恢复常态。

       83年7月如期而至，可考试时间却推迟到15号开始，这是我国高考唯一一次推迟高考时间。这一临时重大变动，让我们刚要放松那绷紧的弦，不得不再次绷紧起来。我满心期待的第三次高考终于来了。三天的考试还算是顺利。语文作文再次让我头疼。根据漫画《找水》分别写一篇300字的说明文（15分）和800字的议论文（30分）。说实在的，当时我看到这作文题，心里直骂那些出卷的老师。45分啊，这要人命的呀。我从没练习过说明文，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只好就瞎写。考数学时，我没想到比平时还要顺利。除附加题，因时间问题，我没做完，只列出方程式，没进行运算外，其他题目我都做完了，这也让我心里踏实不少。再一个就是考英语时，看到那些选择题和判断题，自己根本无从下手，总觉得这也对，那也对。当时黄胜辉同学坐我前面，我真的好想看偷看他的试卷，我想与他错开坐，监考老师看到，立马又叫我坐回去。我是把其他题目做的差不多后，才开始做选择题和判断题。做选择题时，我在四个纸条上写下A、B、C、D，再把它们捏成纸团，随手一撒，再抽取一个纸团，打开纸团是哪个字母，就括号里填上纸团上的字母。做判断题时，就用“✓”和“×”做两个纸团来抽取。一切凭运气，由老天爷决定。旁边的监考老师还很奇怪，站在我旁边看了好一会，把她们都看笑了。我也望望她们苦笑了一下。这些情景，我这一辈子也难以忘却，就如同第一次高考两次（考物理和化学）在考场上睡觉一样，永远铭刻在记忆深处。

       83年高考，江西首次实行估分填志愿。高考后，当我拿到标准答案时，心里是七上八下。对着答案，我认真估着分。语文、历史、地理似乎要比平时低点，也都有70多分。政治我估了60多分，数学除附加题外，好像答案全对了。吴才有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告诉他，除附加题外，好像都对了。他把我叫到一边，对照标准答案，一题一题让我重做一遍。我做完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至少能得100分。我心里一块石头“扑通”一声落了下来，大学终于有望了。我望着吴老师开心的笑脸，我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三年的跌跌撞撞，总算有了好的结果。因英语实在记不住答案，加上又是凭运气掷骰子，填的答案，我估了40来分。最后六门课总分，我估了460分左右。这个分数对我来说，已是奇迹了。

      回到家，我把估分的情况，告诉了我爸爸妈妈，他们也十分高兴。特别是我爸爸，听到这消息，就一直在说，还是调上来的好，还是调上来的好。

        分估出来后，就要开始填志愿。我爸妈说，你喜欢填什么志愿，就填什么。他们都没意见。爸爸笑着说了句，还是填江西师范学院吧。填志愿时，我们都是在班上填的。当时我特想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但看到黄胜辉报了厦门大学，他估的分比我高好多，我就不敢再填厦门大学。就在填志愿的这几天，我爸爸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的弟弟是武汉大学派到江西来招生的负责人，正好在景德镇做招生宣传，听说我参加了高考，就专门到我家里问我估分的情况，我告诉他，大概460多分。他一听就说，如果有480分，就把我带走。我摇了摇头，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没有480分。他就与我爸爸说，分数不够，没有办法录取。我不知道，我真的达到480分，如果填了武汉大学，他会不会录取我。如能录取，那我真是胆小，不敢赌上一赌。当然，我知道世上没有所谓的如果，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知道吴才有老师每年都会去录取现场，经验比较丰富，在他指导下，我第一批次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填报了江西大学，第三志愿填报了江西师范学院。专业全是汉语言文学和历史。此外我还填报一所军校——地处蚌埠的坦克学院。在第二批次中，我首选了华东政法学院。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填完了志愿。

       填完志愿，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成绩公布。终于到了成绩公布的时间。我从吴放老师手中，拿到我的高考成绩。天啊，481分。数学105分，英语61分。我看到这分数，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班长操云510多分，据说进入了全省前十名。这的确是一中的荣耀，也是高三（5）的骄傲。拿到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董春雨问我多少分，我自豪地告诉他481分。然后问他，他告诉我，他考了483分。我俩在梦里笑个不歇，直到我笑醒。第二天下午，董春雨来找我，我们在一中围墙边那段上坡的路上碰面，我第一时间就问他，483分？他愣了一下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晚上做梦梦到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考了481分。这时我俩都长长舒了一口气，我们当年在鹅湖中学砖瓦窑边的树上，刻下的“立志”二字，也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

      因考试推迟，当年成绩一公布，就立即进入到录取阶段。班上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得到了录取通知书。操云录取到北京大学，胡效国录取到人民大学，黄胜辉录取到厦门大学，家在昌河的那位同学，高考时坐在我后面，他录取到吉林大学，庄伟和贺雅宜录取到江西大学，吴一凡、余孝平和一位姓张的女同学录取到江西师范学院，张兰馨录取到华东政法学院。董春雨也领到了江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将与贺雅宜成为大学同学。班上领到通知书的有的比我分数低十几二十分，而我仍在期待中。我是班上最后一个领到本科院校录取通知书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到江西师范学院学习后，才慢慢了解了。不过这也应了一句话“好事多磨”。拿到通知书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我妈妈正在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我立即朝医院跑去，向妈妈报喜。说实在，那时我心里想，只要有大学上，根本不在乎读哪所学校。何况这还是我爸爸的母校。

     俗话说一不过三，三年苦读，终于上岸。高三（5）班35人最后被本科、大专、中专录取了33人，创造了一中文科高考的一大奇迹，在市里一考成名。唯一遗憾的是王国强没考取，但他在第二年也考上了江西银行学校。

烟岚轩宇

（四）准备上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妈妈虽在住院，但因我考取大学，心情比较好，身体也恢复得比较快。

      通知书上说报到时间是9月10日和11日。妈妈一出院，就忙着给我准备上大学的行装。看到刚出院的妈妈每天忙碌的样子，我又没法参与其中，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酸楚味。我每天也是默默地在旁边帮衬着。我爸爸曾说过，南昌冬天风大，冷得很。夏天又热的要命，是有名的火炉。妈妈为了我能独自在外，不被南昌的冬天冻着，还专门请了弹棉花的师傅上门，用旧棉絮弹了两床新棉被，一床6斤的盖被，一床4斤的垫被。新棉摸上去软软的，十分舒服。晚上，妈妈把准备好的被单和被面拿出来铺好，帮我把被子订好。看着灯光下的妈妈，一针一线地在仔细缝着被子，我不禁想起孟郊的《游子呤》。“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眼里充满着泪水。其实我爸爸的名字报晖二字就来源于此。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以后，我也变得多愁善感，容易落泪，或许这就是长大成熟了。不像过去憨憨的，就是天塌下来都与我无关，心中都起不了什么波澜。被子缝好后，爸爸用塑料纸把他们包好，再用绳子扎紧，放到一边。

       这段时间董春雨也没来我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南昌。我与班上的吴一凡和余孝平联系，得知吴一凡会提前去南昌，他表哥好像是在哪个医院上班。我和余孝平商量，决定买9月10日的票去南昌。我们到火车站用录取通知书买票时，只需要买半票，票价为2.5元。随身托运行李是不要钱的。不过托运行李只能在乘车的前一天拿车票去办理。

       我的托运的行李不多，只有三件，两床被子和一个帆布箱子。帆布箱子还是我妈妈上师范时用的，已经有20多个年头。那时我对这些东西非常不在乎，不像现在的孩子，上大学，首先要四大件，再就是生活用品全新的。那个帆布箱子已经褪色的很厉害，本是军绿色，传到我手里，已成了灰绿色。箱子里装着我换洗的衣物，但没有一件是新的。那时的我从未穿过毛线衣，冬天都是穿绒衣，也就是现在大家称之为卫衣。爸爸怕我冷，就去买了件军大衣，他说军大衣白天裹在身上可防冷、防风。晚上盖在被子上更可保暖。那件军大衣陪伴了我四年，在南昌的冬天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景德镇还没有兴起办谢师宴，我家自然也就没有去办谢师宴。但周围的邻居和一些亲戚都会到家里来祝贺一番。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全了周围的邻居。爸爸的老同学马学清老师、与我同年考取江西中医学院的卢阳春家里和妈妈的新同事、十七小学教导处熊主任，还有就是刘荣亮老师都住在我家周围。他们得知我考上江西师范学院，都来我家表示祝贺。特别是熊主任的儿子已在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是我的师兄。但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到陶瓷学院工作，熊主任最小的女儿珊珊考取陶瓷学院，成了我的学生。我的邻居还有一个杨婆婆，她是鄱阳人，所以与我妈妈关系比较好。我奶奶也是鄱阳人，她一到我家，就会与杨婆婆在一起聊天，那亲热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亲姊妹呢。这些邻居对我家都很友善，对我都很关照。

     临近启程去南昌时，我外公也从鄱阳赶过来为我送行。我在9月9日，就去火车站办理了行李托运手续，拿到了行李托运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10日出发。

        9日晚上，我们家很晚才睡觉。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交代我出门应注意的事项。我也有些彷徨，既想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又担心自己在外孤独无助。这一点我就不如董春雨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家求学，养成了独立自强的品格。临睡前，妈妈拿了件叠好的，新的的确良衬衣递给我，并说本要给我买些新衣服，但因她生病给耽误了。她边说边擦着泪。爸爸也过来，拿了三个信封给我，其中一个装着50元钱，因为报到时，要交20元钱给学校，剩下30元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爸爸交代我，学校有助学金，这30元是给我平时购买生活用品的。很多人会说，师范生不是国家全包的吗？家里还需要给那么多钱？我想也许是我爸妈不想让我在外活得太艰难的缘故吧。另两个信封是给师范学院中文系胡守仁和余心乐两位老先生的。这两位老先生是我爸爸的老师，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那个晚上，我就抱着随身携带的草绿色书包，在希冀和惶恐中迷迷糊糊地睡着的……

烟岚轩宇

（五）绿皮火车

终于到了出发时间，6点来钟的车，我大约五点不到就与妈妈告别，爸爸推着他那辆老的飞鸽送我。妈妈眼泪汪汪，一个劲地说：“出门在外，你自己好些哟。”我也哽咽着回答：“嗯、嗯、嗯”。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弟弟在一旁笑着给我挥挥手。

      从一中到马鞍山火车站，大概有公交车五个站那么远。早上五点不到，天还蒙蒙亮，还没有公交车，只能走路前往，走路估计要四五十分钟。因我的行李全部托运，随身就背了个绿色军用书包和一个军用水壶，这是当年的标配。包里装着我的大学通知书，也就是报到证、人造革做的钱包、一支崭新的钢笔、几本新笔记本、牙膏牙刷、肥皂和一个吃饭用的不锈钢勺子。手上拎了一个塑料袋，装着一斤鸡蛋糕，这是妈妈给我准备在火车上吃的。还有一个大网袋，里面有脸盆、热水瓶、搪瓷缸、搪瓷碗等。我穿着那件新的的确良衬衣，衬衣是扎在裤子里，腰扎一根新的人造革皮带，脚穿一双人造革的凉鞋，手上还带着一块宝石花的手表，看上去神气的很。爸爸把网袋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我们俩步行走着去火车站。一路上，我爸爸事无巨细，左叮咛，又嘱咐，要我注意安全，特别是那书包一定要随身背着，不要拿下来。还有就是去了学校，就要去两位老先生家拜访，他已去信告知老先生，说我要去师院上学，会去他们家拜访的消息。爸爸还告诉我，去的时候不要忘了带给两位老先生的茶叶，茶叶在箱子里等等。事无巨细，唠叨不停。我也只好像鸡啄米似的，点头答应着。其实我的心早已飞向遥远的南昌，脑海里尽是自己想像的师院模样。

       来到火车站，天已大亮。与余孝平同学汇合了。但是火车站大楼还没完全建好，我们就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棚里候车，不多时就开始检票上车。与爸爸告别后，我一手拎着网袋，一手拎着塑料袋，随着人群慢慢进站，因为是起点站，旅客们也没那么拥挤。进站后也没有所谓的月台，就是在一片稍微铺了层煤渣的路边，我和余孝平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绿皮火车。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好奇得很，到处东张西望。这火车车厢很长，还可以在里面走动，比我去鄱阳外婆家，坐的班车，不知道气派多少。其实我也是见过火车的，只不过是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见过而已。我的位置正好是右边靠窗的，我和余孝平合力把窗户往上提开，把头探出窗外，再次仔细打量起这座还在建设中的火车站。

       随着火车汽笛的鸣响，火车轰隆轰隆地启动了，缓缓驶出火车站，我心里也在默念着，再见，景德镇。再见我的家人。我眼睛又开始湿润润的。火车刚开还没一会，就停下来了。广播里传出，“景德镇南站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下车。”“操，景德镇还有南站。”我冒出一句粗话，赶紧探头望向窗外，外面灰蒙蒙的，似乎天又暗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南站是哪里，只是后来才知道南站就是焦化厂，专门生产焦炭的工厂。南站外面有几根大烟囱还冒着滚滚的黑烟，并带着微微呛人的味道，把天空都遮掩的灰灰的色调。我和余孝平赶紧把窗户关上，避免那烟的怪味飘进车厢。这时，我突发奇想，从书包里拿出本子和笔。我想把景德镇到南昌，经过的站点全部记下来。

      火车哐当哐当地又往前开，可没十来分钟，又是“咔嚓”一声停下来了。“鲇鱼山车站到了。”启动不多时，又是“慈义车站到了”……“塔前车站到了”……一个多小时才晃晃悠悠地到了乐平车站。我爸爸好像在乐平读过书，他总说乐平的荷包辣椒里面塞满剁碎的带少许瘦肉的肥肉，蒸出来吃特别好吃。所以我对这乐平地方就有点印象，不像其他地方一丝印象也没有。

       就这样，每到一站，我都记下站名。可是到寒假放假时，南昌有了直达南京西的普快。我就没有再坐过这趟超慢车了。沿途的站名现在已基本记不住了。唯独还记得乐平往前走，有个韩美岭车站，鹰潭过去有个刘家车站，我大学同学叶厥武和孙秋生的家好像就在那里。

       火车蜗牛般的前行，临近中午，才停靠在贵溪站。当年我大舅的二儿子在贵溪冶炼厂工作，在《去外婆家做客》一文中曾提到他过年时赢我们这些表弟表妹的钱。他在贵溪工作后，每次回家过年，都会带上贵溪灯芯糕，分发给每个亲戚家。当我乘坐的绿皮火车停靠在贵溪车站时，我和余孝平已聊了一路，也感觉肚子饿了，就一人买了一包灯芯糕，再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糕拿出来，狼吞虎咽地吃开了，噎了，就喝些水壶里的水。从贵溪开始，车厢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着长长过道的车厢，也变得有些拥挤了。车厢里的怪味道也就多起来了。贵溪过去就是鹰潭，这是个大型枢纽站，地理教材中都做过重点介绍。

        当火车过了向塘，我有点小激动了，我看到车厢里贴着的火车时刻表，查到这趟车，得知过向塘就快到南昌了。火车到岱山临时停车，也就是八大山人纪念馆附近。等了好一会儿，一列红色的火车呼啸而过，比我乘坐的绿皮火车不知道快多少。在岱山等候时，我望着窗外，马路上的汽车多了许多，周边的房子也多是三、四层的高房子。余孝平也贴近窗户说，应该快到了。火车重新启动，缓缓驶出岱山。列车的右边那一排排高楼纷纷向后移动，这时来到一个铁路道口，道口两边有许多汽车和推着自行车的人，那条马路很宽，路两边的房子又高了不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南昌的井冈山大道。火车哐当哐当，缓缓前行，过了一会儿火车里的广播响了，“各位旅客，南昌站快到了，请大家做好下车准备，不要拥挤，本次旅行结束，祝大家旅途快乐。”连播了好几遍，我和余孝平都激动地站了起来。

       下了车，我还多次回头望了望这趟绿皮火车，十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终于抵达了南昌，即将踏入魂萦梦绕的江西师范学院。南昌火车站比景德镇火车站不知道大多少，我们随着人流走出车站。车站前的广场上就有江西师范学院的接站点。我和余孝平就像见到亲人似的，赶紧往接待点走去。在接待点围着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充满着自信。我把网袋交给前来接站的工作人员，我说我要去取行李。他告诉我：“放心，东西放我这里，你去取行李吧。”我的行李上都贴着爸爸写的“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本荣”字样的大字条。网袋里也有一张。我没想到的是取行李的地方，人也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我的行李票，就说再等等，你那趟车的行李还没运过来。等了好一会儿，我才领到行李。我跌跌撞撞拎着三大件行李，就往接待站快速走去。那里的工作人员赶忙过来帮我，并把我的行李装上一辆大卡车上。那个帮忙的人，还边指引我上了一辆大客车，边说别当心行李会丢，你到学校，行李也会到。说完，他又去忙着接待其他的新同学。

       大客车开动后，我和余孝平兴奋得很。当车驶上八一大道时，我眼睛都直了，南昌的马路可真宽啊。到八一广场了宽大的广场同样把我镇住了。这就是南昌，这就是江西的省会。大客车在广场往东拐去，驶上了第四交通路，穿过一座立交桥后，我看到了江西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牌子，我知道我的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就在眼前了。我也将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