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活在恐惧中的“国师”

曹操说

在中国，有无数张艺谋这样的人，天赋都是被中共的体制磨掉的。共产党维持统治就是两招：控制加恐惧。你不顺从就让你消失，你敢冲撞体制就给你判刑。普通人自然而然地在脑子里多了一个思想刚硬：谁想挑战体制，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他想制造的恐惧效果，而这种恐惧最后毁掉的是什么？

艺术天赋
很多人中国创作第一反应不是“我想表达什么”，而是“这个能不能写？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先删掉一点？”结果就是作品还没开始写就已经被自己审查掉一半。写出来之后又被时代、被体制再审查掉另一半。久而久之，大家干脆不写了，或者只写迎合当局的东西。

于是你会发现张艺谋这种人看似成功，其实也是体制里的牺牲品。他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作品都停留在他早年时期，后面越拍越温和、越安全，也越乏味。创作需要自由养分，专制环境里是长不出伟大作品的。如果创作之前总是想着回避政治风险，这样的反复回避久了，作品里可看的真实锋芒、灵魂就会越来越少。

那么，他的政治身份，张艺谋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师这个称呼有风险，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这个称呼是害人的，招人骂。但他也没有办法躲开。过去二十年，中国所有能上新闻联播的国家级大型文艺活动，不少都跟他有关。这些项目带来的政治资源是单靠拍电影绝对拿不到的。奥运会结束那年，他的导演团队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本人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有意思的是，张艺谋离权力这么近，但习本人其实并不喜欢他的作品。维基解密披露过一段对话：2007年习还在当浙江省委书记时，和美国驻华大使刘奇（？）见面，习说他爱看好莱坞的二战片，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父辈的旗帜》，他觉得这些片子场面真实，而且价值观明确，正义是什么、邪恶是什么，好莱坞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最后总是好人得胜。他也喜欢警匪片，对《无间道》《风云》的评价很高。然而说到张艺谋，他却有些不屑，说当时在国内票房大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让他看不明白，他还直接批评说有些中国电影人完全忽视了他们应该推广的价值观。即便如此，等习上来后，多数国家级重大文艺活动的导演人选依旧还是张艺谋，他的“国师”位置似乎还没有什么人可以挑战。

如此靠近政治，张艺谋自然也少不了政治身份。1998年张艺谋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一干就是连续三届，长达15年时间。2008年张艺谋还出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名誉厂长。也正因为这样，他走得越来越高，越没办法远离政治。除了国家级场合，张艺谋在地方上跟官僚的合作也不少。比如他受云南省长熊荣凯邀请制作了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余友军邀请了张艺谋打造陕西文化名片；海南省长罗宝明邀请过张艺谋去打造海南特色的实景演出。这种跟政府部门的合作也传出和丑闻有关。

2012年，国家审计署曝光说铁道部没有按规定公开招标，却投资1850万拍了一部宣传片。这个片子署名是张艺谋导演。张艺谋随即回应，他本人只适合第三方签约，跟铁道部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他个人所获得的酬劳总共是最后250万。直到后来审计署曝光后，才获知该片总投资。不管张艺谋说的是真是假，但这两个数字之间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即便算上拍摄成本、中间商赚，张艺谋的差价赚的还是有点狠。后来这件事还导致铁道部的一位宣传官员被判了八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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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转型方面，1997年中国电影票房格局突然变了。冯小刚拍了个成本400万的小片《甲方乙方》，结果狂收3000多万。这一下打下来，“贺岁党”这个词正式进入了中国电影史。第二年，六部贺岁片加起来都干不过冯小刚一步不见不散。从1997到2001，几乎都是冯小刚的天下，他是那几年内地电影的票房天花板。

但对张艺谋来说，2001年是他最难过的一年。李安靠着《卧虎藏龙》实际上杀穿了好莱坞，奥斯卡提名，最后拿到了四项，全球票房1.28亿美元。李安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奥斯卡获奖的华人导演。而张艺谋的《幸福时光》上映只拿到了500万票房，媒体直接骂他“票房毒药、过气了”。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已经彻底进入了票房时代、市场说话的时代。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艺谋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拍《英雄》。这是中国第一部投资过亿的大片。《英雄》从立项那天开始就是全国焦点。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商业片后来还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官方待遇：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办，所有人进入前要走安检，手机、相机全都得上缴；新闻发布会也在人民大会堂，挂着大横幅“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场面大到离谱。于是电影首映时恶评如潮，发布会上就有记者问张艺谋：“除了打架、风景、明星，你还有什么？”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影评也很不客气，说电影的场面调度像团体操。但是这些质疑根本阻挡不了《英雄》的大火：还在剪片花的阶段，欧美版权就卖出了2000万美金。因为安检严格，盗版没有跟上，音效版权、拍摄耗资1780万元。

《英雄》2004年在美国上映，两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成为当年北美最卖座的外国电影。最后，票房是内地2.5亿人民币，全球1.77亿美元。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是中国商业大片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但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很多人把《英雄》看成一部为权力洗白的电影。电影里天下大义压倒一切，为了统一天下，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杀人。这让不少评论者觉得，这不是电影，而是一种政治暗示。还有人骂他占用了太多资源，因为当时其他电影根本抢不到放映空间。但商业上看，他第一次让外界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陈可辛后来回忆，看到《英雄》的市场反应，我才意识到，原来内地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那之后，大批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淘金。

对张艺谋来说，这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点。英雄之后，很多人开始攻击他太商业、太迎合市场、放弃文艺路线。电影学院那批知识分子渐渐对他不耐烦，甚至直接把他贴上江郎才尽的标签。但也正是从《英雄》开始，张艺谋彻底从电影界导演变成了中国商业电影工业的代表人物。英雄之后，张艺谋完全没有跟外界吵，他立刻投入了第二部商业大片《十面埋伏》。结果，又引来一轮猛烈的批评。这部片子的媒体评价太差，以至于2004年国家电影局都坐不住了，专门召开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宽容一点，别老骂国产片。甚至为了保证《十面埋伏》的档期，电影局直接推迟了进口大片的上映，还给了一个相当政治化的理由：扶持国产大片，就是打造自己的文化航空母舰。

但舆论没有因此缓和。同年11月，艺术评论杂志还专办了个评论会，主题就是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结果现场几乎变成了批的会，一口气列出了张艺谋的六宗罪：什么追逐名利、讨好西方、文化媚俗、压制其他国产电影发展等等。从那之后，张艺谋几乎完全退出了舆论场，很少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再和圈内人交际。他躲到新画面公司背后，让制片人张伟平去面对媒体，自己则选择彻底隐身。

曹操说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风景却完全不同。张艺谋在官方层面越来越被看重。为了表彰《英雄》在票房上的贡献，华表奖直接给他颁了三个奖，其中两个还是专门为这部电影设立的。《十面埋伏》上映后，新画面直接拿到了合资拍片许可证和独立发行许可证。这在当时等于通行证，以后拍商业大片再也不用靠香港公司或者国营片场。虽然《十面埋伏》的票房可能不如《英雄》，但可以看得出来，政府、投资商、院线都把张艺谋当成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头号领军人物。你可以不喜欢这些片子，但它们让大城市观众第一次在影院看到了属于中国的大场面。中国商业大片就是从张艺谋开始的。

为了堵文艺青年的嘴，张艺谋又拍了《千里走单骑》。制片人张伟平说，别人说我们堕落了，只会拍商业片，那我们就拍个文艺片堵他们的嘴。几千万拍一部就是为了不让人说闲话。中国导演里谁付得起这个代价？结果堵嘴之后下一步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就是习后来都说看不明白的那部片子。

到这个时候，张艺谋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政府喜欢他，资本喜欢他，院线喜欢他，票房记录不断刷新，但知识分子几乎集体讨厌他，评论界也从不客气。张艺谋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最特别。按理说，以《我的父亲母亲》为界，他完全可以停下来，成为文艺片传奇导演，名声稳坐中国影坛数一数二。但他偏不，他选择了继续往商业片的圈子里冲，不断尝试不同的题材。悬疑、战争、爱情、武侠、历史，票房倒也不错，他曾经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记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只是，尝试到了最后，甚至拍出了《长城》这种被骂得体无完肤的烂片。坦白地说，《长城》即便说是郭敬明拍的，很多人也会相信。这部片子豆瓣评分4.7，刷新了他2009年《三枪拍案惊奇》评分4.9分的记录。

但是，说他江郎才尽也不准确。这几年他拍的《归来》、《一秒钟》，都能看出他还保留着当年的敏锐。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回稳了一些。张艺谋就是这样，能拍神作也能拍烂片。即便属于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能突然拍出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他这么折腾究竟为了啥？张艺谋后来转向拍商业大片，当然有赚钱的考虑。但钱绝对不是全部。他更大的目标是想再上一层楼，尤其是冲击奥斯卡。与此同时，李安实在是太耀眼了。从《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到《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其他奖项更是数不胜数。毫无疑问，李安拿下了全球华人导演里最高的荣誉，光芒盖过了几乎所有同行，也包括张艺谋。

张艺谋其实很在意这一点。他虽然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都拿过奖，但他自己心里清楚，在国际电影界，奥斯卡才是最响亮的金字招牌。因此，从《英雄》开始，他连续拍了几部商业大片。说白了都是冲着奥斯卡去的，甚至有好几部片子就是在模仿李安的《卧虎藏龙》。他要试试能不能拍一部既能在国内大卖、又能在美国人那里得到认可的电影，可惜的是效果并不好。张艺谋的野心摆在那里，但那条通往奥斯卡的道路他始终没能真正踏进去。

背叛和丑闻在张艺谋的职业轨迹里，张伟平是一个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人。1996年，张艺谋在拍《有话好好说》时资金突然断了，做生意的朋友张伟平直接掏了2500万把项目救了下来。电影最后亏了近1000万，但两人的合作却从这时候正式开始。从《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到《千里走单骑》，那十几年里，张艺谋拍的片子只要翻到制作人一览，基本上都能看到张伟平三个字。1995到2011年之间，两人合作了整整11部作品，包括开启商业大片时代的《英雄》。那个时候一个负责创作、一个负责把片子卖出去，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两人关系好的时候甚至说过老了要一起找个山庄养老，但最后他们还是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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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给出的理由是他觉得自己不自由。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伟平都不是以朋友的角色存在，更像是一个老板和商业操盘手。他对每部片子的市场策略都有强烈的意见。比如《三枪拍案惊奇》，他坚持要用刚出道爆红的小沈阳来拍票房。《满城尽带黄金甲》剧本都定稿了，他又要求专门加一个角色给周杰伦。这类干预张艺谋其实很反感，但往往也只能憋着。另一个大问题是钱。两人合作十几年里，张艺谋常常拿不到片酬，导演费、分账收益都被拖着。等他离开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之后，日子一下变得紧了。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要找助手借70万来维持工作室运转。

两人在拍摄精灵师餐餐的时候，关系彻底破裂。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坐下来好好沟通，而是直接开撕。尤其是张伟平用上了江湖手段，网上开始出现各种爆料，张艺谋的隐私被不断抛了出来，其中就包括张艺谋的超生风波。2013年，网上有人突然爆料说张艺谋有37个妻子，后来证实“37妻子”纯属胡扯，但超生却是真的。张艺谋一开始一直保持沉默，本来想熬过去，但他越沉默，外界的猜测就越多，网上各种小道消息乱飞。无锡当地计生部门也开始介入调查。最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官方追查下，张艺谋终于在年底发了一封公开信，承认自己和妻子陈婷育有两子一女。他坦白了和陈婷的关系经过，也为违反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公开道歉。

陈婷出生于1981年，是无锡舞蹈团的舞蹈演员。两人相恋时她才18岁，而张艺谋49岁，年龄差了整整31岁。三个孩子分别是在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出生，全都是非婚生。因为担心被媒体曝光，他们当时故意没领证，一直拖到了2011年才在无锡补办了结婚登记。外界对张艺谋的感情生活从他和巩俐分开后一直都是一团迷雾，这件超生门算是第一次把这段关系彻底摊开给了所有人看。随后他还交了748万罚款。

但如果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件事其实带着极强的荒诞感。罚完他748万，没几年中国政府就开始疯狂地鼓励生孩子，而计划生育政策也被事实证明不但反人性，而且祸国殃民。所以单纯用超生来判断张艺谋的道德其实完全没有意义。

真正有戏剧性的是假出生证这一段。当两个孩子办出生证时，是张伟平一手操作的。张伟平拍着胸脯对张艺谋说：“没问题，我帮你搞定。”然而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纪，陈婷不小心把其中一份弄丢了，去医院补办时才发现所有证件都是作假的、做出来的。张艺谋听到这事，整个人都气炸了。他后来感叹：“我拍电影的时候还在讽刺别人办假证，结果我自己孩子的出生证是假的。”这一点彻底击穿了他和张伟平的关系。

张艺谋是那种一旦认定某人靠不住就永远断联的性格，两人连坐下来谈的可能性都没有，他直接断了来往。张伟平那边也不是吃素的，他曾经推荐了一个小演员进《金陵十三钗》的剧组，叫何俊，正好跟张艺谋有矛盾。张伟平让何俊用微博来爆料张艺谋有多个私生子。超生事件最早的火就是这么点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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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艺谋和陈婷的三个孩子如今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大儿子叫张艺南，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学电影制作，毕业后一直参与张艺谋团队做副导演、执行导演。二儿子张艺丁很低调，早年在美国念商业、金融方向，曝光很少。小女儿张艺娇年纪还小，目前主要是读书，正常求学阶段。

这场超生风波对张艺谋的事业影响并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大，但他把张艺谋和张伟平之间积累多年的裂痕彻底撕开。电影人的求生在共产党中国，艺术和政治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分开。两者之间的界限从建国那天起就被划得模糊不清。这条线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把意图表达得很明白：艺术不是给你随便创作，也不是为了纯欣赏，它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有教育意义，必须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总之就是要有明确的政治功能。从那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就被框进了政治的笼子里。在这样的环境里，张艺谋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他的电影无论怎么拍，只要在中国就避不开政治。对他来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前提。

回头看张艺谋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很吊诡的悖论。他是中国电影界最成功的人之一，却几乎没有哪段时间是真正自由的。一路走来，他都是靠夹着尾巴做人活下来，也靠着隐忍和敏感把自己推上了高点。

张艺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高压之下依旧拍出了《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挂》这样有灵魂的作品。他的局限也在于那个体制逼着一个有天赋的导演，必须时刻计算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该删、什么不能触碰，甚至不得不向体制妥协，最后逐渐庸俗化。

这不是张艺谋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投影。很多电影人天赋被买掉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怎么样活下来。张艺谋能在那个缝隙里冲出一个传奇，已经说明他有多强。但他强到什么程度，也反过来说明这个时代把一个导演的上限压得有多低。

所以评价张艺谋永远不能只看作品本身。他不是那样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导演，但也不是完全忠诚于官方叙事的文艺将领。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巨大的夹缝下求生存、求安全、求一点能喘息的空间。张艺谋的人生就是中国电影四十年最清晰的注脚。天赋不是决定作品高度的唯一因素，时代才是。张艺谋的成功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可能性，他的局限也在提醒我们，那些更重要的东西至今仍未到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