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三个丈夫，她被人骂了半辈子“克夫”，直到去北京.....

玫玫

李桂芳在村里人的眼里，就是个晦气的女人。
三十岁不到，男人没了。三十七岁那年，男人又没了。四十四岁这年，第三个男人也没了。
三个男人，没给她留下一个娃，只留下三间土坯房和几亩薄田，还有一村人的指指点点。
她去买盐，供销社的老陈头找完钱，还要补一句：“桂芳啊，你命硬，少往人多的地方站。”
她去井台挑水，女人们本来扎堆说笑，见她来了，立马散开，仿佛她身上带着瘟疫。
“克夫相，眼睛带钩子。”
“可不，三任了，属她命硬。”
这些话，她听得多了，起先是疼，后来是木，再后来，就当是风刮过耳朵。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她去镇上割了半斤肉，想着给自己过个年。
回来的路上，碰见个算命先生，裹着件旧棉袄，缩在供销社的屋檐下，脸冻得青紫。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把刚割的肉往他面前一递：“先生，我不算命，这肉你拿着，回家过年。”
算命先生愣了愣，抬头看她，半晌，说：“大嫂，你坐。”
她没坐，就那么站着，听算命先生絮絮叨叨说了一通。
她都没咋往心里去，算命先生最后说了一句话，她记住了。

“你这命，是棵枯木。但枯木也有逢春的时候，再熬一熬，快了。”
她苦笑一声，转身走了。
枯木？她早就是枯木了，干得能当柴烧。

那年刚开春，村里来了个外地人，说是北京一个老领导的司机，替领导回来找保姆。
这老领导离开家乡大几十年了，如今退了休，身子骨还行，就是念旧，想吃一口地道的家乡饭。
司机在村里打听了一圈，没人愿意去。
一来是北京太远，二来给人家当保姆，伺候人的活，村里人都觉得太低贱。

有人就提了李桂芳。
“她？她命硬，克夫。”
“人家领导在北京呢，克不着。”
话传到李桂芳耳朵里，她想了三天，最后决定去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可比村里好过多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对她指指点点，也没有人骂她是个“克夫女”。

老领导姓周，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一点架子没有。
老伴去世得早，家里就他和大儿子一家。
大儿子在机关里上班，大儿媳在学校教书，有一儿一女，大的七岁，小的五岁。
李桂芳话少，手勤，眼里有活。
周家人口味淡，她就把菜切得细些，油盐放得轻些；周家爱吃面食，她就和面擀皮，蒸馒头包饺子。
她做的饭，老领导吃了，眼眶泛红，说：“就是这个味，我娘做的就是这个味。”
大儿媳姓陈，人温和，待她也客气，从不拿她当下人使唤。
两个孩子起初怕生，后来见她总是笑呵呵的，渐渐也黏她。
小的那个丫头，晚上非要她哄着才肯睡。

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年。
第三年秋天，陈老师病了。
起初只当是累着了，后来去医院一查，肝癌，晚期。
那几个月，李桂芳看着周家一天天塌下来。
老领导坐在书房里，一坐就是半天。
大儿子周明四处求医问药，人瘦了一圈。
两个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死，只知道妈妈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力气，后来就起不来床了。
陈老师走的那天晚上，把李桂芳叫到床前。
她的手已经干枯得像一把柴，握着李桂芳的手，说：“桂芳姐，我求你一件事。”
李桂芳眼泪就下来了。
“我放不下这两个孩子。”
陈老师喘着气，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周明他……一个大男人，带不好。我爸年纪大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只有你最合适。”

李桂芳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我信你。”陈老师看着她，眼睛里有光，“你是个善良的人。”
陈老师走后，李桂芳就没日没夜地守着两个孩子。
小的那个半夜哭醒，找妈妈，她就抱着，在屋里来回走，走到孩子睡着，走到窗外天亮。
周明给她涨了工资，她不要。
周明说这是她的辛苦钱，她说：“这是我答应陈老师的。”
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大的上了初中，小的上了小学。
他们管她叫“桂芳姨”，叫得亲亲热热。
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先跑到厨房找她，跟她说学校的事，说同学的事，说她爱听不爱听的事。
老领导八十五岁那年走的。
走之前，拉着她的手，说：“桂芳，这些年，委屈你了。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
她摇头，说：“是我运气好，遇见了你们。”
这话，她说过很多遍。

后来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又都留在了北京。
逢年过节，都回来看她。
小的那个丫头结婚那天，非要她坐上席，说：“桂芳姨，你是我半个妈。”
李桂芳那回哭了，哭完又笑。
她这辈子，年轻时候遭了太多罪，受过太多白眼。
可老了老了，倒享福了。
在北京有屋住，有饭吃，逢年过节有人惦记，生病了有人伺候。

村里那些闲话，她早就不想了。
有时候她自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会想起那年小年，那个算命先生说的话。
枯木逢春。
她这棵枯木，还真就逢了春。
她想，人啊，不管日子多难，咬咬牙，熬一熬，总能熬过去。老天爷要是真不长眼，就不会让她遇见周家，不会让她遇见那两个孩子。
善良的人，老天爷总会给她留一条路。
路可能远点，弯点，但走着走着，总能走到亮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