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九日

　　李迪农与建军他们坐车回到迴水湾，已是掌灯时分。暮色漫过路面，合作社的窗棂透出昏黄灯光，众人散去时的脚步声渐远，他独自推开合作社的大门。
　　大厅里，老刘正蜷在藤椅上看电视，屏幕里的戏曲唱腔混着雪花声飘在空气里。自外婆回了黄牯岭，老刘便从扶贫房搬了回来，守着这空荡荡的合作社。见李迪农进门，老刘立刻起身，嗓门洪亮：“迪农，鱼塘的事妥了！今天联系挖机清了淤，撒了足足八袋石灰，等开春水温一升，就能投鱼苗。”李迪农递去一支烟，打火机“咔哒”一声燃起蓝火，他拍拍老刘的肩，没多言语——心里攒着的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他需要静一静。走进卧室，在木椅上坐下，点烟深吸一口，尼古丁的辛辣顺着喉咙往下沉。王律师和老吴白天那番话，像火把蓦地照亮心里捂了二十多年的暗角，可光亮背后，又浮出一层忐忑：他已不再是当年能凭着一腔孤勇带阿莲逃家的少年，合作社的营生刚有起色，明辉正是叛逆年纪，哑妹需要特殊照料，这份迟到二十多年的承诺，他真的能兑现吗？恍惚间，烟雾缭绕中，阿莲母子三人的身影愈发清晰：跑在最前的是哑妹，扎着马尾，张开双臂，笑靥如花；而阿莲站在村口老槐树下，这个二十多年前为他跳河的女人，捋了捋额旁被风吹乱的头发，对着等了她半生的男人，露出一抹带着岁月痕迹的温柔微笑……

　　李迪农掏出手机，指尖在那个置顶的聊天窗口停了片刻，屏幕上“阿莲”两个字被摩挲得发亮，终于按下了视频请求。
　　响了五声才接通。屏幕亮起，一张消瘦却清秀的脸出现在光里，是阿莲。眼角的细纹仍如上次离去时模样，那双眼睛，依旧亮得像山涧的清泉。
　　“农哥。”她的声音细细的，像被水浸过，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阿莲。”李迪农的嗓子也有些发颤，清了清喉咙才继续说下去。他把白天见律师、老吴的事一一说来，异地缓刑的政策、合作社接收的可能性、明辉转学的门路，说得事无巨细，越说语气越急，像要把这二十多年的缺口一下子填上：“……手续都差不多了，明辉就能转过来。到时候你们娘仨都来迴水湾，明辉要是不想上学，在县城找活干也方便，哑妹来合作社帮忙，我让老刘多照看着。阿莲，”他顿了顿，声音放得又轻又柔，带着半生未改的期许，“我们又能在一个屋檐下了。”
　　屏幕那头，阿莲愣住了。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她慌忙用袖口去擦，却越擦越多，最后连肩膀都跟着微微颤抖。二十多年了，从跳河的少女，到跟着黄德彪忍气吞声的妇人，再到如今拉扯两个孩子的寡妇，她以为自己的眼泪早就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中流干了。
　　“农哥……”她哽咽得说不成句，“我……我都老了……眼角都是皱纹了……不值当你这样……”

　　“胡说！”李迪农眼圈也红了，指尖在屏幕上虚虚拂过，像在触碰她的脸颊，“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逃出来，在棚子里说的话？你说，我们有两双手，不怕苦，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这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阿莲终于哭出声来，那哭声里压着太多东西：二十多年的委屈和心酸，还有一点点不敢置信的希冀。她忽然想起那个夜晚，两人身无分文，在棚子里找到一包别人丢下的方便面调料，烧了开水冲开，你推我让地喝着那点咸汤，热气氤氲中，他说“以后我一定让你喝上热汤热水”，那时只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那更暖的东西了。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李迪农反复叮嘱她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让她尽快告诉明辉这个消息，做好准备。阿莲含着泪点头，她信他，就像二十多年前信那个带着她逃出家门的年轻男人一样，从未有过半分怀疑。
　　挂了视频，李迪农又坐了许久，烟蒂在脚边积了一小堆。直到老刘敲门进来喊他吃晚饭，他才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烟灰，嘴角带着久违的笑意。

九日

　　第二天傍晚，夕阳把迴水湾的山影拉得很长，李迪农的手机突然响起，是都梁城派出所的老吴。
　　“迪农，事情办得顺利！”老吴的声音透着爽朗，“异地缓刑的流程，我都打过招呼了，都是系统里的老熟人，答应签字盖章，就等着阿莲那边把材料送过来。”
　　李迪农对着电话连声道谢，想这军人出身的所长，办事还真是神速。挂了线，嘴角忍不住上扬——压在心头二十多年的石头，终于要落地了。他迫不及待地拨通阿莲的电话，指尖都带着笑意，可听筒里传来的，不是阿莲带着欢喜的声音，而是一阵压抑的抽泣……

　　原来，当地的韦律师受都梁城王律师所托，下午特意赶到了阿莲家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当着黄明辉的面，把异地缓刑的政策、转学的流程、合作社的接收证明一一说明，语气公式化得不带一丝温度。说完，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张材料纸递给阿莲，丢下一句“尽快签字盖章，我还要去其他部门跑手续”，便转身离去，皮鞋踩在泥地上，留下一串潦草的脚印。
　　韦律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屋里只剩下钟表滴答作响的声音。黄明辉盯着母亲手里那几张薄薄的材料纸，上面的“异地缓刑”“接收证明”几个字像针一样扎眼，半个月前黄三爷醉醺醺的话，突然在耳边炸开：“你妈迟早要带着你们改嫁，到时候你姓黄的祖宗牌位都得扔出去！”当时他抡起板凳要砸，被旁边的人死死抱住，那些带着酒气的嘲讽，像锈钉一样扎在心里，如今被这几张纸猛然撬动，疼得他喘不过气。
　　他猛地开口：“妈，我们不去。”

　　阿莲脸上的光瞬间暗了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她愣了愣，惊讶地看向儿子，黄明辉的侧脸紧绷着，下颌线透着少年人特有的带着戾气的硬朗，耳根子却红得厉害。她想去碰儿子的手，想问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指尖刚要碰到他的胳膊，却被他猛地躲开。
　　“为啥不去？”她的声音带着慌，尾音都在发颤，“这里有什么好？黄家的人看我们像看仇人，明辉你上学被人欺负，哑妹也总被村里人取笑，我们娘仨在这里，日子过得像蹲监狱。再说，你去了湖南，照样能上学，县城的中学比这边好得多。”
　　“监狱也比寄人篱下强！”黄明辉猛地抬起头，眼里布满了红血丝，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小兽。他死死盯着阿莲，一字一句，像往地上砸石头：“我知道李迪农为啥帮我们。一万五的钱债，异地执行的名额，县城的上学机会……他图啥？图你这半老徐娘？图我们三个人给他当累赘？”
　　“明辉！”阿莲急了，抬手想捂他的嘴，阻止他说出更伤人的话，却被他一把推开。她踉跄着后退两步，背部重重撞在墙上，“咚”的一声闷响，手里的材料纸散落一地，被风卷着在地上打旋。

　　“我爸是混账，他赌钱、打人，不是个东西！”黄明辉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少年人不懂事的刻薄，攥紧的拳头指颤抖起来，“可他没让你去靠别的男人！你去了湖南，是不是就要嫁给他？我是不是要喊他一声爸？我黄明辉十八岁了，是个男人，不是要靠人养的崽！”
　　这话像一把刀子，直直捅进阿莲心里。她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那里面翻涌着愤怒、委屈，还有一丝她从未见过的绝望；再看他攥得紧紧的拳头，仿佛要把这些年积压的不甘都砸进地里，喉咙里像堵着一团烧红的炭，疼得说不出话。黄德彪死后这些日子，李迪农的好，她不是不知道——短信中提醒她天冷添衣，嘱她按时服药的深情，都让她夜里偷偷掉过泪。她不是没想过往后，只是不敢深想：她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身上沾着黄家的唾沫星子，而李迪农是合作社的带头人，是村里人敬重的“能人”，这样的自己，怎么配得上那样干净踏实的男人？可她更怕的，是娘仨在黄家的地界上，迟早要被磋磨得没了活路。

　　“我没那个心思。”阿莲的声音软下来，带着浓重的哽咽，“你李叔是好人，他只是……只是同情我们娘仨可怜。”
　　“同情？”黄明辉冷笑一声，笑声里满是讥讽，“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同情？”他往前跨一步，眼里的泪终于掉下来，混着愤怒和委屈，砸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你二十多年前为他跳河，他现在是在补偿你！是想把你接过去，圆你们二十多年前没成的梦！妈，你就这么想嫁给他吗？想让我和姐姐，对着一个外人喊爸吗？！”
　　阿莲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顺着冰冷的土墙缓缓滑下去，后背贴着墙，感受不到一丝暖意。散落的材料纸被风吹到脚边，她低头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忽然觉得无比讽刺——她盼了半辈子的希望，到头来，却成了儿子眼里“寄人篱下”的施舍。

　　“我没有……”她哽咽着，声音轻得像耳语，“妈只是想让你们过好日子……想让你不用再被人欺负，想让哑妹能安安稳稳生活……”
　　“这样的好日子，我不稀罕！”黄明辉转身指着紧闭的房门，声音大得震得窗棂嗡嗡响，“姐姐耳朵听不见，她不懂！可我懂！我十八岁了，是个男人！我能去工地搬砖，能去码头扛货，我能养得起你和姐姐！我不需要靠一个‘继父’的施舍过日子！”
　　里屋的门轻轻动了一下，哑妹怯生生地探出头，她听不懂明辉在喊什么，只看到母亲坐在地上哭，明辉站在一旁红着眼，她缩在门框后，不安地看着他们。
　　屋外，夜色渐浓，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衬得这屋里的沉默，愈发沉重。

九日

　　自那记耳光之后，秀竹的家里像一锅被骤然撤了火的粥，表面迅速凝出一层冰冷厚重的皮。
　　整整一个多星期，李建军和秀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成了两座互不照应的孤岛。
　　话是没有的。必要的交流，靠眼神，靠物品的摆放，靠堂屋饭桌上那碗永远摆在固定位置的咸菜。
　　李建军不再试图靠近，他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把院里院外的力气活干得吱呀作响，像是要把心里那团无处发泄的憋闷，都夯进脚下的泥土里。饭，他蹲在灶房门口吃；衣服，他自己胡乱搓了晾在偏院的竹竿上。

　　秀竹则更沉默了。她白天去合作社，晚上回到家照顾孩子睡觉后，就进了卧室反锁了门，躺在床上想东想西，或者拿着手机刷剧。
　　这一晚，她上床后拿出手机，正要打开抖音，可手指却点在了相册处。相册打开，她愣了，眉头也一下子皱了起来。
　　那张她与李迪农在黄牯岭的外婆家的合照，猛地映入了她的眼帘。这张照片是她让云织拍的，背景是外婆的那架织布机。
　　照片上的李迪农眼神深䆳，嘴角露着笑意，双手放在了背后，像个永远在思考人生的思想家，或者说是哲学家。而她，紧靠着李迪农，笑得那么美好，她的头竟然还往李迪农身边歪着，都差点歪在李迪农的肩上了。

　　这张照片可不是好事。她心想，若是让李建军看见了，那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同时，她不由得又想起了摩托车后座的画面。该死！她暗暗摇摇头，赶紧删除了相片。
　　第二天夜里，风似乎小了些，月光惨淡地透进来。李建军在堂屋昏暗的灯光下修补一把旧锄头，铁器碰撞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秀竹从里屋出来，去灶房倒水，经过堂屋时，看到李建军正干得起劲。
　　“哐当——”也许是心神不宁，李建军手里的锤子偏了，砸到了旁边的搪瓷茶缸，半缸子冷茶泼出来，溅湿了秀竹刚放在凳子上的一双快要完工的鞋垫。

　　秀竹的脚步顿住了。她看着鞋垫上迅速洇开的深色水渍，那上面并蒂莲的花样模糊了一片。她没有立刻发作，只是慢慢转过身，月光照着她半边脸，没有表情，却比任何怒容都让人心头发冷。
　　“李建军，”她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河面，“你心里不痛快，别拿东西撒气。”
　　建军握着锤子的手紧了紧，脸上掠过一丝狼狈，却梗着脖子：“我没看见！”
　　“你是眼里看不见，还是心里早装不下这个家了？”秀竹的声音依旧不高，却像冰錾子，一下一下，凿着这维持了多日的脆弱平衡，“也是，心里头装着别的人，别的事，这家里的一针一线，自然入不了你的眼。”

　　又来了。那个名字，那个悬在他们头顶一个多星期、谁也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忌，又被她轻描淡写地提了出来，带着毒的讽刺。
　　李建军胸腔里那团憋闷的火“噌”地又蹿了起来，混合着连日来的委屈和无处申辩的烦躁。他“哐”地扔下锤子，站起来：“林秀竹，你到底有完没完？！张雅张雅！我就不能认识个叫张雅的人了？我跟她清清白白！”
　　“清清白白？”秀竹终于抬起了眼，直视着他，那目光锐利得像要剥开他的皮肉，看到最里面去，“李建军，你对着灯发誓，你跟她清清白白，那你在床上抱着我的时候，嘴里喊的‘张雅’，是替她喊的魂，还是给你自己招的魂？”
　　最不堪的场景被如此直白、如此冰冷地撕开。建军脸上的血色“唰”地褪尽，那晚的激情与随后的耳光、崩溃、死寂……所有画面汹涌而来。他张了张嘴，想重复那个早已苍白无力的借口——老同学，谢恩……

　　可看着秀竹那双仿佛洞悉一切、只剩讽刺和厌弃的眼睛，所有狡辩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变成一股腥甜的铁锈味。他知道，她一个字都不会信。任何一个试图将那件事“合理化”的解释，在此刻都显得无比滑稽和卑劣。
　　他被这种彻底的无力和巨大的羞耻淹没了。一周多来的冷战，像钝刀子割肉，早已磨掉了他所有的耐心和侥幸。此刻，在她冰冷的审判下，他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游街示众的小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拉着眼前这个审判者一起坠落。
　　一种破罐破摔的绝望，混合着被逼到绝境的疯狂，猛地冲垮了他最后一丝理智。
　　“是！我喊了！我他妈承认！张雅比你漂亮，她的奶子比你的大！我把你当成了张雅，才喊的！”
　　“你终于承认了！”秀竹咬牙切齿：“你这个畜牲！”

　　“你他妈才是畜牲！”建军瞪圆了眼：“我不是故意碰她的奶子，是她敬酒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仅此而已！”
　　“说来说去还是不承认？”
　　“吴昆可以做证，其他人也可以做证！”
　　“你和张雅做爱的时候，他们又不在旁边看着，当然可以做证。”
　　“你他妈闭嘴！！！”李建军吼起来。
　　秀竹被他吼得愣了一下。结婚这么多年，她还真没有见他如此嘶吼过。
　　李建军把当年救人的事，在广东被张雅故意安排见了她父亲后，才知道当年救的人是张雅的母亲，张雅顺便请他们那帮男人喝酒，全部气急败坏地说了出来。

　　他早就想过，这些都是真实的，吴昆他们会做证，大不了张雅的父亲也会做证。那些和张雅发生的关系，是不能说的，他要烂在肚子里的！关键问题——喊出张雅，只能编一个：张雅比秀竹漂亮，他不小心碰到了张雅的胸，觉得太大，受了刺激，回来就产生错觉了……这个吴昆他们不知道的。可以大胆对秀竹说出来。
　　“我错了！我混蛋！我那一刻就是昏了头了，把你当成了张雅，脑子不知道飘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行了吗？！你满意了吗？！”他向前一步，不再躲避她的目光，反而带着一种近乎狰狞的、想要同归于尽的快意，死死盯住她：
　　“可你呢？林秀竹！”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在寂静的夜里像打雷一样刺耳：
　　“你就敢摸着良心，对着这灯，说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那种时候——脑子‘嗡’地一下，魂儿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闪过别的影子，别的念头？！”
　　“嗡”。
　　这个象声词，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秀竹紧绷的神经末梢。
　　她身体不可察觉地一震。

　　……崎岖的公路……摩托车突地颠簸……前胸猝不及防撞上那个宽厚坚实的后背……刹那的酥麻与紧缩像电流窜过全身……喉咙里那句溢出的“农哥”出卖了她的一切……
　　……天哪！建军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她不是也想起李迪农吗？第二个晚上，她趴在李建军身上，乳房紧贴着建军宽厚的胸膛，那种忘我的情境下，不也是想起李迪农吗？！就在昨晚，她点开相册，不又是想起李迪农吗？！
　　“你就从来没有过吗？！”李建军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孤注一掷的凄厉，却又奇异地夹杂着一丝悲凉的求证，“在什么时候……脑子里就‘嗡’一下！闪过别的影子！别的念头！别的……名字？！”
　　他死死盯着她，不是逼问，而是在绝望的深渊里，拼命想抓住一根同样湿滑的藤蔓——一根证明“并非唯我如此卑劣”的藤蔓。
　　秀竹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变得惨白如纸，连嘴唇都失去了颜色。她猛地瞪大眼睛，瞳孔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震惊、恐慌，以及……被彻底看穿、无处遁形的羞耻。她像被瞬间抽空了力气，抵着墙的手指关节捏得咯嘣响。
　　李建军看到了。

　　他看到了她猝然僵硬的脊背，看到了她眼底一闪而逝的慌乱与空洞。十几年的夫妻，他太熟悉她每个表情的意味。这不是被污蔑的愤怒，这是……被说中了最隐秘心事时的失态。
　　一股巨大、荒谬、几乎让他站立不住的悲凉，从脚底淹没到头顶。猜中了。不是猜中了奸情，是猜中了人心深处那点共通、肮脏、无法控制的“走神”。
　　他踉跄着后退，撞到了身后的条凳，发出“哐当”一声闷响。支撑他的那股气，一下子泄了。
　　“看……”他扯动嘴角，想做出一个笑的表情，却比哭还难看，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带着无尽的疲惫与了悟，“你也有。”
　　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三记重锤，狠狠砸在秀竹摇摇欲坠的心防上。
　　她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说“那不一样”！想说“我只是想想”！但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喉咙里，化作一阵冰凉的痉挛。只许自己想，不可让他想吗？建军喊出来了，自己没喊出来，有什么……本质上不一样呢？那一瞬间灵魂的“出窍”，对身边人的“缺席”，那种隐秘得连自己都感到羞耻的悸动……何其相似！

　　李建军不再看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这双粗糙的、曾经拥抱她、此刻却觉得无比肮脏的手。
　　“秀竹，我不是说……我这就算对了。”他声音低沉下去，所有的激动都褪去，只剩下认命般的空洞，“我错得离谱。我把一个不该有的名字，带到了咱俩的床上……我带进来了，我就活该。活该你恨我，活该挨你那一巴掌。”
　　他抬起头，眼圈泛红，却没有泪，只有一片荒芜。
　　“可我心里怕啊……我怕我一开口解释，就越描越黑，就真成了你心里那种……十恶不赦的畜生。我越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就越像在骗你……”
　　他惨然一笑，那笑容里满是自嘲与悲凉。

　　“现在好了……我们俩，谁也别嫌谁心里飘过脏东西。”
　　他慢慢转过身，弯下腰，捡起地上那把锤子，又扶正了茶缸。动作迟缓而沉重，像一个突然老了十岁的人。
　　他没有再看秀竹一眼，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向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停顿了很久：“睡吧，我不打扰你了。”
　　他迈开了脚步，咚，咚，咚。脚步声不紧不慢……
　　秀竹依然僵立在墙边，一动不动。脸上火烧火燎，那不是痛，而是内心深处羞耻的烈焰在灼烧。脑子里嗡嗡作响，反复回荡着那几句话：
　　“你也有。”
　　“谁也别嫌谁心里飘过脏东西。”
　　她顺着冰冷的土墙，缓缓滑坐在地上，双臂紧紧抱住蜷起的膝盖，把布满泪痕的脸深深埋了进去。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剧烈颤抖，却没有发出一丝哭声。
　　

九日

　　黄明辉拒绝去湖南的意志很坚决，他想起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凭什么要认一个陌生的男人做父亲？想起来都觉得丢脸！

　　虽然说男子汉大丈夫，四海为家，但那是有本事的人才有的一种豪气，不被任何人左右的傲气。他现在不想被一个陌生的、还得认做父亲的男人左右。

　　“我能养家！”这句话在他胸腔里轰鸣。对，他要证明给母亲看，更要证明给自己看。李迪农那一万五千块钱，是悬在他头顶的耻辱，是“寄人篱下”这个判断最确凿的物证。他要立刻、马上还清它。

　　第二天一早，他揣着身份证和户口本，走进了镇上的信用社。柜台后的女柜员听了他的来意——申请两万元小额贷款，用途是“家庭应急与债务偿还”——程式化地让他填表。

　　“有抵押物吗？或者固定收入证明？担保人？”女柜员问。

　　黄明辉一下子愣住了：抵押物？收入证明？担保人？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憋了很久，他才说：“没有抵押……我还没工作，但我很快就能找到活干，一定能按时还钱。担保人……我妈妈行吗？”

　　女柜员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却对旁边的一个男人说了声：“主任，你看看。”把表格递了过去。那主任拿着表格和户口本看，一边念叨：“黄明辉……黄德彪……你是黄德彪的儿子？”

　　“是的。”

　　主任脸上那点职业性的温和瞬间褪去，眉头皱了起来。黄德彪在镇上“名声”太响了，嗜赌、酗酒、横死，家里一贫如洗。他放下表格，语气冷淡：

　　“小伙子，不是我们不支持。你这情况，不符合贷款条件。无资产、无收入、无有效担保，风险太高。回去想想别的办法吧。”

　　“我可以写借条！我按手印！我保证……”

　　“你保证什么？按时还？我见得太多了。”主任撇撇嘴：“很多人来借款的时候，拍着胸说保证。可我们就是收不回。说句不好听的，我宁愿去吃屎，也不想去收贷。”那主任不再看他，转向电脑屏幕。

　　黄明辉差点惊掉下巴：这主任！怎么说宁愿去吃屎？但他立刻明白，既然主任说出宁愿去吃屎也不愿去收贷的话，是没指望能借到钱的了。

　　这时候，来了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这男人却不排队，挤在黄明辉身边，大有要把他挤走的架势。里面的主任一眼瞥见了，脸上的笑容立马堆起来：“哎哟！陈老板！”

　　陈老板很是蛮横的样子，大咧咧地说：“我来借五十万。”

　　主任说：“陈老板开口就是霸气。给你安排。”说罢对黄明辉挥手，要他赶紧走。

　　黄明辉一出道就碰了钉子，心里凉了半截。他走出来，回过头看那农村信用社，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不甘心，去了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很客气，笑眯眯地说：“今天我们内部刚好记账，不方便外贷，你过两天再来。”

　　黄明辉马上转忧为喜，想着那信用社的主任说的宁愿吃屎的话，觉得这邮政银行还是很亲民的。

　　过了两天，他满怀希望地来了邮政银行，还是那位工作人员，笑眯眯地说：“真不巧，那位放贷的主任不在。要不，你再等两天。”

　　黄明辉的心沉了一下，问放贷的主任去哪了？那人说，去广东了。黄明辉哦了一声，怏怏不乐地回家。

　　如此连着数天，他得到的答复是千篇一律：主任还没回来。他突然就明白过来，想起“忽悠”两个字，感觉全身像针扎了一样。

　　他第一次如此赤裸地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卑微；而家徒四壁的现实，更是把他所有的自尊和豪言，衬得像一个一文不值的笑话。原来，离开学校和家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社会的评价体系里，他所谓的“十八岁男子汉的担当”，脆弱得不堪一击。

　　银行的路彻底堵死。黄明辉咬牙，决定先挣钱。还钱需要时间，但至少要让母亲看到他有行动、有骨气。他听说县城的货运码头招临时工，搬卸货物，日结，钱不少。这对急需用钱又无门路的他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

　　天不亮他就起床，搭上最早一班过路车赶到码头。腊月的河风像浸了冰水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空气中弥漫着河水特有的腥冷气和柴油味，巨大的吊机轰鸣，工人们喊着短促的号子，呼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他们扛着沉重的麻袋、箱货在跳板上来回穿梭，一个个皮肤黝黑粗糙，厚重的旧棉衣敞着怀，头顶蒸腾着白色的汗气，在冷空气中格外显眼。

　　工头是个叼着烟的精瘦汉子，眯眼看了看他细瘦的胳膊和学生气的脸：“学生娃？吃得了这苦？这可是卖力气的活，按件算钱，扛不动可没工钱。”

　　“我能行！”黄明辉挺直腰板，却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工头嗤笑一声，指指旁边堆成小山的化肥袋：“去，试试那个。一袋八十斤，扛到那边船上，一袋三块钱。”

　　黄明辉脱掉不算厚实的外套，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学着旁边工人的样子弯腰，抓住袋角，猛地发力——袋子晃了晃，只提起一小半，沉重的压力让他踉跄一步。周围响起几声哄笑。他脸涨得通红，憋足劲，颈侧青筋凸起，终于把袋子扛上肩。瞬间，仿佛一座山压了下来，脖子和肩膀的骨头发出咯吱的轻响。沉重的压力让他的体温骤然升高，但腊月的寒风立刻穿透单薄的衣衫，刮在瞬间发热的皮肤上，激起一层冰冷的鸡皮疙瘩。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向几十米外的货船跳板。跳板随着浑浊的波浪晃动，每走一步都心惊胆战。几趟下来，他的内衣已被一层粘腻的冷汗浸透，紧贴在背上，风一吹，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流进嘴里的，不知是冷风刺激出的清涕，还是咸涩的汗水。

　　仅仅十趟不到，他的肩膀就火辣辣地肿痛起来，仿佛皮肉被磨薄、磨穿，直接压在骨头上。腿像灌了铅，呼吸带着喘息，喉咙干痛。而旁边那些老工人，虽然也喘着粗气，但步伐节奏稳定，一趟接着一趟，仿佛那沉重的袋子是他们身体的一个零件而已。

　　中午，铅灰色的天空也未能带来丝毫暖意。黄明辉去小吃店买了两个馒头，就着漂白粉味的自来水勉强咽下。他看到旁边那些工友，半天就扛了近百袋，在工头那领了钱，谈笑着去买酒买肉。而他自己，连买一瓶治疗擦伤的药都要掂量。

　　他的手上已经磨出了紫红色的血泡，一碰就钻心地疼。下午的工作更加难熬，身体在极度的疲惫和寒冷中变得麻木，意识都有些模糊，全凭一股不肯倒下的倔强在支撑。收工结账时，他拼死拼活只扛了三十袋，领到九十块钱。工头把钱拍在他颤抖且布满污渍和血泡的手里：“明天还来不？你这身子骨和效率，也就够个饭钱，别把自己累垮在这里。”

九日

　　黄明辉在收工结账时，他拼死拼活只扛了三十袋，领到九十块钱。工头把钱拍在他颤抖且布满污渍和血泡的手里：“明天还来不？你这身子骨和效率，也就够个饭钱，别把自个儿累垮在这儿。”
　　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爬上回家的班车，车内的暖意让他冻僵的肢体开始刺痛复苏。黄明辉瘫在座位上，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九十块钱，攥在手里，却轻得让他心慌。距离一万五，距离养活母亲和姐姐，如同隔着天堑。

　　他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荒芜田野，第一次对“生活”二字，产生了近乎恐惧又具象的认知。这不再是学校里的小摩擦，也不是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而是肩膀上皮开肉绽的痛、是冷风灌肺的呛、是血泡破裂的黏腻、是几张纸币粗糙的触感。他所谓的“能养家”，在现实这种冰冷又坚硬的碾轧面前，苍白无力得可笑。

　　更让他崩溃的是回到家。母亲阿莲看着他磨破的肩膀、手上的水泡、累得脱形的样子，什么都没问，只是打来热水，默默用热毛巾给他敷肩膀，用针小心挑破水泡，涂上药膏。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在他的伤口旁，滚烫。姐姐哑妹也凑过来，轻轻对着他红肿的肩膀吹气，眼里满是心疼。
　　那一刻，黄明辉死死咬住嘴唇，才没让哽咽冲出喉咙。他所有的愤怒、叛逆和自以为是的骨气，在母亲和妹妹无声的关爱与心疼面前，被击得粉碎。他意识到，他的“骨气”正在伤害最亲的人，他的“独立”可能将全家拖入更深的泥潭。李迪农伸过来的那双手，或许并非施舍，而真的是绝望中唯一看得见的坚实堤岸。

　　深夜，他睁着眼看着黝黑的屋顶，信用社职员冷漠的脸、邮政银行那笑眯眯里深藏忽悠的戏弄，工头嗤笑的表情、母亲无声的眼泪、姐姐吹气的模样……交织碰撞。肩膀和手掌的疼痛尖锐地提醒着他现实的残酷。那道横亘在心头的关于尊严与依靠的枷锁，在极度的疲惫与挫败中，悄然出现了裂痕。他开始被迫思考，或许，接受帮助不是懦弱，而是在认清现实后的另一种担当；去湖南，也未必就是“寄人篱下”，而可能是给母亲和姐姐，也给自己，一个真正喘息又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个念头让他痛苦，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也难以安睡。
　　第二天中午，黄明辉正躺在床上休息——他昨天扛了一天的化肥，腰痛肩膀痛，全身不舒服。只见姐姐一阵风跑进来，右手拉着他就往外拽，嘴里啊啊叫，左手指着外面。
　　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约是母亲有什么不好了。赶紧下床，随着姐姐往外跑。哑妹在前跑得快，时不时地边跑边打手势让他跑快点。
　　果然，他老远就看到母亲在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骂架，那男的他叫莫叔，他记得父亲在世时，莫叔还来家里与父亲喝酒，现在父亲不在了，他竟然欺负到母亲的头上来了。

　　他们吵架的原因也极为简单，阿莲的田地与莫叔的田地隔着一条田埂，但莫叔的田在低处，落差都有成人的膝盖高。按照乡规俗约，田埂归高处，可这莫叔以田埂边长满茅草为由，用锄头把田埂挖了一小边下来。阿莲带着哑妹来拔萝卜，刚好碰上了，马上阻止，这田埂今年挖一小边，明年挖一小边，等于是用蜗牛推进法，侵占！
　　那莫叔见黄明辉来了，似乎更来了劲，挥着锄头又开始挖。阿莲冲过去一把攥住锄头柄，说：“莫家兄弟，你不能这样挖的啊，将心比心哪！你这样一年一年的挖，我家的田就是你家的了呀!”

　　莫叔说：“田埂上长满杂草，遮阳又藏虫，害了我的阳春！”
　　阿莲攥住锄头柄不放，说：“你可以用刀割，用火烧，不能这样挖的。”
　　“滚开！”莫叔不听她的，用力夺过锄头柄，阿莲一个趔趄，扑倒在田里。所幸冬天种的是菜，田里没有水，否则阿莲要受冻了。
　　黄明辉看在眼里，怒不可遏，骂一声：“我操你……”跳将过去，就要开打。

　　阿莲本是扑倒在地，一见如此，赶紧打滚，隔在中间，抬起右腿踢向黄明辉。黄明辉哎哟一声，踉跄后退了好几步，不解地看向母亲。
　　阿莲从田里爬起来，什么话也不说，走到黄明辉面前，扬起手，啪——打了他一巴掌。她眼里噙着泪，又愠怒着脸，低声喝道：“判一缓二！你忘了？！”
　　果然，那莫叔一步步地跳过来，嘴里说：“黄明辉！你有种就打我呀！来打呀!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