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九日

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68)

　　合作社的五口池塘，在李建军那帮男人和迴水湾大多数年轻人的大力帮助下，三天时间全部干完。
　　这在迴水湾是一件从未有过的大事。老人们感慨：我们这迴水湾啊，今年被李迪农搞得特别热闹，一次是什么非遗，来了好几台大巴车，这次干塘，四邻八村的，一千多人呀！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团结了。
　　帮忙的年轻人们没有白费气力，但他们大多推辞了李迪农给的红包，说自己没下水，只是维持秩序或做些杂事，图个热闹罢了。李迪农只好请他们在合作社吃饭，好酒好菜款待一番。

　　真正下力气的是李建军那七个汉子。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水服，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喊着号子拉网，冬日的阳光照在他们冒汗的额头上，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雾。李迪龙兑现承诺，给他们每人每天二百元工资，外加一条塘里最大的鱼。
　　秀竹站在塘埂上，看着李建军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他的背影很熟悉，又很陌生。结婚十来年，她看过他无数个背影——下地干活的、出门打工的、哄孩子睡觉的。但就是从前两天起，这个背影里掺进了别的什么，像是塘水表面那层看不见的油膜，隔开了他们之间的温度。
　　“秀竹，账本拿来了。”王桂芬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

　　“好，去合作社吧。”
　　三个女人围着合作社那张木桌，计算器噼啪作响。秀竹的手指在账目上滑动，声音平静清晰：“桂芬姐，你核对鱼苗采购这笔。元菊婶，你算社员出工天数。”
　　她分配任务利落干脆，偶尔还能和周元菊说两句孩子的闲话，脸上甚至能挤出一点极淡的笑意。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笑意到不了眼底，像塘面结的那层薄冰，一碰就碎。

　　李建军的热情，她都看在眼里。他干塘时格外卖力，淤泥溅了满脸也顾不上擦；晚上回来，他会主动收拾灶屋，给孩子辅导作业，甚至笨手笨脚地试图做一顿饭——结婚这么多年，他下厨的次数屈指可数。
　　可她不为所动。
　　不是不想，是不能。那道裂痕已经在那里，她每看他一眼，耳边就响起他回来的第二个夜晚，两人亲密情动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张雅。
　　这个张雅像一根刺，深深扎进她婚姻的心脏。

　　白天，他们各忙各的，在合作社里还能维持基本的体面交流。但秀竹的目光从未主动落在他身上。当他不得不走近询问一些杂事时，她能看着他，眼神却像越过他看向身后的某处，平静无波，没有任何温度。那是一种彻底的工作式的疏离。
　　最煎熬的是夜晚。
　　从广东回来后的第三个晚上，秀竹从主卧里抱出一床被子，丢在客厅沙发上。
　　“你睡楼上吧。”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决。

　　李建军想说什么，却看见她已经转身回房，轻轻关上了门，紧接着滴嗒一声响。那是暗锁的声音，里面反锁了。那一声滴嗒声很轻，在他听来却像惊雷。
　　他抱着被子上楼，第一次觉得心里慌得厉害。楼上很冷，冬夜的寒气从瓦缝里渗进来。他铺好被子躺下，睁着眼睛看黑暗里模糊的房梁。
　　以往秀竹在时，哪怕两人各睡一边，也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息。深夜里秀竹会翻身，会把腿搭在他身上，他的手也好像安装了导航器，十分精准地覆盖在她的乳房上。那些细微的不经意的触碰，是婚姻里最真实的温度。
　　现在，只有冰冷的被褥和死寂的黑暗。

　　这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状态，持续到第四天傍晚。秀竹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走在前面，李建军在后面跟着，一家人从合作社回来。走到家门口，看见李建军的母亲正坐在门旁等。
　　老太太六十多了，眼睛却毒得很。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儿子蔫头耷脑，儿媳妇虽然照常招呼她，给她倒水端凳子，但那笑容达不到眼底，人也清减了一圈，眼底下有淡淡的青影。

　　吃饭时，秀竹依旧沉默，只低头小口吃饭，给婆婆夹菜也是安静无声。两个孩子感受到空气中的异样，也乖乖扒饭不说话。李建军试图找些话聊，说干塘的趣事，说合作社明年该怎么计划，但声音干巴巴的，没人接茬。
　　老太太放下碗，看看儿子，又看看儿媳，终于开口：“你俩这是唱哪出？当我老糊涂了，看不出来？建军，你是不是在外头挣了几个钱，回来给秀竹脸色看了？”

　　“妈，没有的事！”李建军急忙否认，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尖锐。
　　“没有？”老太太转向秀竹，语气软下来，“竹子，你跟我说，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妈给你做主。我们李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不能亏待媳妇，这是你爸经常说的。”

　　秀竹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掠过李建军瞬间紧张的脸——他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她对婆婆微微一笑，那笑容却带着说不出的疲惫：“妈，真没事。就是……最近合作社年底事多，累了。您别操心。”
　　她没有告状，甚至没有流露一丝怨恨。但这种体面的沉默，比哭诉更让老太太心惊。一个受了委屈会哭会闹的媳妇，至少情绪是鲜活的；而秀竹这种平静中带着克制、把所有情绪都压下去的沉默，让老太太想起了塘底那些被冻住的泥土——表面平整，底下却是坚硬的冰冷。
　　母亲狐疑的目光在李建军身上扫了几个来回，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不再追问。但临走时，她把李建军叫到屋外的桂花树下，低声训了好久。冬夜的桂花树依然枝叶青郁，在寒冷的暮色里静默地立着，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

　　“我和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不是让你学那些没良心的！”老太太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用力，“秀竹嫁到我们家十来年，给你生了两个孩子，里里外外操持得妥妥当当。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她的事，我第一个不答应！”
　　李建军低着头，脚尖碾着地上的枯叶：“妈，真没有……”
　　“有没有，你心里清楚！”老太太打断他，“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看不出来？两口子过日子，最怕的就是心里结了疙瘩。这疙瘩要是不解开，越缠越死，到最后想解都解不开了！”

九日

　　送走母亲，两个孩子去了小房间，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沉默再次沉重地落下，像冬夜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灶屋的灯是昏黄的，秀竹在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是这寂静里唯一的声响。
　　李建军鼓足勇气，对着她的背影说：“秀竹，我们……能不能谈谈？”
　　秀竹正在擦碗，闻言，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她将擦干的碗轻轻放进碗柜，才转过身，用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看着他：“谈什么？谈你怎么叫错名字？还是谈你跟她的事，是真是假？”

　　“我……”李建军语塞。所有准备好的说辞，在她清澈的目光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李建军，”秀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我现在不想谈。因为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累了，只想安安静静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合作社的事，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至于别的……”
　　她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沉沉的暮色。远处的塘在夜色里泛着微光，像一块巨大的破碎镜子。

　　“算了吧。”她收回目光，“你睡你的楼上，我睡我的卧室。孩子还小，别在他们面前闹。合作社也需要人干活，这些才是正经事。”
　　她说完，端起洗碗盆，将水泼进门外沟里，然后转身走向灶屋，准备烧水给孩子洗脸洗脚。
　　李建军僵在原地，看着她被昏黄灯光拉长的孤单又倔强的背影。她的话像这冬夜的寒气，一丝丝渗进他的骨缝里。

　　他知道，秀竹说的“把日子过下去”，并不是原谅或和解，而是一种无奈中最现实的抉择。为了这个家表面的完整，为了孩子，也或许，是为了她辛苦经营、倾注了心血的合作社和迴水湾的生活。她不再把他当作情感上的依靠和伴侣，而是变成了一个需要共处、需要维持基本体面的“室友”，一个“孩子父亲”的角色。
　　可是，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在广东抱着张雅时，想的是家里的温暖；现在回到家，面对的却是冰冷的现实。他像是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哪个都不属于。

　　一股无名火突然窜上来——你他娘的凭什么？我不过是一时糊涂，不该喊张雅的名字，凭什么就被判了死刑？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单方面定了我的罪？依老子的脾气，一巴掌打你个半死！
　　但是，他忍住。他想着，只要我不承认——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你能翻了天？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李建军的声音带着几分急躁，像是在为自己壮胆，“秀竹，那天就是个口误，我喊错名字了，就这么简单。你非要往那方面想，我有什么办法？”

　　他往前走了两步，灶屋昏黄的灯光照着他半张脸，另一半隐在阴影里。他的语气渐渐强硬起来：“你总得讲道理吧？我在外头辛辛苦苦挣钱，回来还帮合作社干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因为一个名字，把我这些年的好全忘了？咱们十来年的夫妻情分，就这么不值钱？”
　　秀竹正在往锅里添水，听他这么一说，手里的水瓢顿了顿。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的侧脸，睫毛在脸颊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证据呢？”李建军见她没反应，声音又抬高了些，像是在说服自己，“你说我跟她有事，证据在哪里？就凭我一时冲动喊错一个名字？秀竹，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你宁愿信一个莫须有的猜想，也不信我这个人？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得信任？”
　　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白色的水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秀竹的脸。

　　她关掉火，用抹布垫着手端起锅，将热水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她转过身，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彻底的平静，平静得像塘面那层冻土。
　　“李建军，”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针一样扎人，“我要的证据，不是照片，不是录像，也不是谁的口供。”
　　她顿了顿，直视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亮得让他不敢直视。

　　“我要的证据，是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闪躲。是你在要死要活的时候，不会突然喊出别的女人的名字。”
　　“我要的证据，”她轻轻摇头，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苦涩，“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给了我的那些东西——是你手机总是不离身，洗澡都要带进浴室；是你在广东的后几个月来跟我说话越来越少越不耐烦的语气。”
　　“这些，够了吗？”

　　李建军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却发现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他想起自己回来后确实经常下意识地摸手机，生怕张雅会猝不及防地给他发信息或打电话。尽管，张雅说不会添堵。想起那次张雅食堂送餐时，他对秀竹的问话显得极不耐烦……
　　原来她都知道。却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拙劣的表演，像一个观众在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直到这一次，喊出张雅的名字。
　　秀竹看着他哑口无言的样子，嘴角的那份苦涩更深了些。
　　“你看，这就是证据。”她转回身，试了试水温，开始喊孩子洗脸，“不是我没有，是你不肯认。不过没关系，李建军，真的没关系了。从今往后，你认不认，都不重要了。”

　　她的声音淹没在喊孩子的声音里，轻得像叹息：
　　“我的心已经拿到证据了。法庭已经判了，只是还没告诉你而已。”
　　说完这一句，也就在这一刻，她眼前忽然闪过另一个画面。那是冬捕节的晚上庆功宴，李迪农请迴水湾的那些帮忙的年轻人喝酒，因高兴多喝了几杯，她把他扶进合作社里他的卧室。

　　本来是不该她去扶。她清楚李建军已经吃醋，但喝酒吃饭的人太多，李建军那帮男人们都聚在远一些的地方，叫叫嚷嚷，王桂芬和周元菊还有合作社的几位女员工都在忙着炒菜端菜，她当时正好送了一盘菜回到合作社门口的时候，发现李迪农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脚下踩了个空酒瓶，扑通一下，李迪农摔了个嘴啃泥。她慌忙放下盘子去扶，李迪农说：“我，我没醉，我是，太累了，累了……”

　　她把他扶进卧室。这是她第一次进李迪农的卧室。灯光下，这间单身男人的卧室不是想像中的凌乱，而是整理得干净整洁，床头柜上，阿莲年轻时的照片摆在那里，笑眯眯的。她扶着他躺下去，李迪农醉眼朦胧中抓住她的手：“阿莲……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二十……多年了……”
　　她的心被狠狠刺痛。在那一刻，一股混合着报复、自弃与隐秘渴望的洪流几乎将她淹没——如果我应了，如果我替代阿莲……
　　但当她看到李迪农眼角滑落的泪，看到他即使在醉梦中依然紧皱的眉头，她突然像被冰水浇透般清醒：有些位置，是替代不了的。有些等待，是连本人都无法背叛的信仰。

　　她轻轻抽出手，为他盖好被子，在床头放了杯水。
　　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她深深敬佩的男人，轻声说：“迪农哥，你要幸福啊。真希望你的阿莲，值得你这样的等待。”
　　这一次，什么都没发生。但秀竹彻底明白了，无论是作为被辜负者，还是可能成为的辜负者，情感的纯度一旦被玷污，便再无意义。你可以选择报复，可以选择将就，但那样得到的，已经不是爱情，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破碎。

　　第二天，李迪农隐约记得一些片段，惶恐地向她道歉。她只是淡淡一笑：“你喝多了，一直在说合作社明年要扩大养殖规模。”
　　你看，成年人的世界多可笑。我们都在演戏，都在用体面的谎言掩盖难堪的真相。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入戏太深，忘了自己在演；而有些人始终清醒，看着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心里却是一片荒凉。
　　此刻，李建军看着灶屋里秀竹弯着腰给孩子洗脸的背影，第一次感到彻底的茫然。她动作轻柔，声音温和，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她离他那么远，远得像资江河对岸的灯火，看得见，却触不到。

　　他想起了母亲的话——“这疙瘩要是不解开，越缠越死，到最后想解都解不开了。”
　　他真的还有机会解开这个疙瘩吗？还是说，从他脱口而出那个名字的那一刻起，从他抱着张雅的那一刻起，修补的资格，就已经永远失去了？
　　秀竹给孩子洗好脸，端着盆出去倒水。经过他身边时，没有停留，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她身上的女体气味很淡，是他熟悉了十来年的味道，此刻却陌生得像隔世。

　　灶膛里的火渐渐熄了，最后一点余烬泛着暗红的光，然后彻底暗下去。屋里冷了下来。
　　李建军站在原地，看着秀竹关上卧室的门，听着里面传来嘀嗒一声轻响……

九日

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69)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迴水湾还笼罩在冬日的薄雾里。秀竹已经起床，在灶屋烧水、煮粥。
　　李建军在楼上辗转了一夜，听到动静便起身下楼。他站在楼梯口，看见秀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蒸汽从锅沿汩汩升起，模糊了她的轮廓，也模糊了那些曾经触手可及的温暖。
　　“早。”他装着轻松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有点干涩。

　　秀竹没有回头。听见那声问候时，她盛粥的指尖微微收紧，随即又松开。那声问候像投进深潭的石子，她听见了，但连涟漪都吝于给他。
　　她只轻轻“嗯”了一声，算作听见。然后，她盛出三碗粥——两个孩子的两碗盛得满满的，她自己的那碗只盛了一半。三碗粥，三个位置。她从坛子里夹出咸菜，分在两个小碟里，摆到孩子的位置前，动作不疾不徐，从头到尾，目光没往楼梯口的方向瞥过一眼。
　　李建军站在那儿，等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灶台上，第四只空碗冷冷地反着光，瓷面上的纹路像一道划不开的界限。
　　他明白了。这不是疏忽，是界限。她维持着这个家最低限度的运转——孩子有饭吃，她自己有饭吃。而他，是那个需要自行解决、需要重新证明自己配得上这张饭桌的人。

　　一股混合着愧疚与无力的酸楚涌上喉咙。“我去合作社吃。”他迈开脚步，转身走进那曾经属于他和秀竹的主卧，声音有点阴沉：“拿件外套。”
　　秀竹听出了他声音里的阴沉，但她没有回应。合作社哪里有早餐吃？大家都是在自已家里吃了才去。她知道，他也知道。但这与她无关了。她走到堂屋，轻轻拍着房门，将两个孩子叫醒，语气温声细语，像春日化冻的溪水，仿佛所有的柔和都只够覆盖这两个孩子。
　　合作社宽阔的地坪里已经热闹起来。王桂芬正和几个女工把爆米花糖和糖浆装箱，看到秀竹和李建军一前一后进来，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换上热络的笑脸：“秀竹来啦！都准备好了，两袋爆米花糖，两袋红薯糖浆，送到春草那里去。”
　　“今天去都梁城？”秀竹问。

　　“对。”桂芬笑嘻嘻的。老公石头回来后，她的脸都水嫩了不少，眼角眉梢都漾着藏不住的甜蜜。现在石头就在她身旁帮忙，撅着屁股撞了她一下。她嗔着抬起腿踢过去，没踢着，反倒被石头攥住了脚踝，两人相视一笑，眼底的浓情都快溢出来了。
　　一旁的周元菊戴着老花镜，一脸正经地清了清嗓子，开口时声音却压得低低的，刚好能让周围人都听见：“你们夫妻两个，昨晚还没撞够吗？大清早的又要撞？”

　　王桂芬的脸红了一红，伸手去捂周元菊的嘴：“元菊婶你乱说什么呀？”
　　“我没乱说。”周元菊拨开她的手，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了月牙，朝王桂芬挤了挤眼，继续说道，“昨晚十点多了，我那儿媳妇说想吃面条，家里没有了呀，我就去找秀竹要点，可秀竹两口子可能睡得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你房间还亮着小灯呢，就找你家去，结果呢……”
　　“结果什么？”旁边一位女工凑趣地问。

　　“还什么呢？”周元菊朝王桂芬看一眼，故意拖长了语调，“我走到她家门口，刚要开口喊，就听到桂芬像猫叫，什么……‘石头，你用力，对，再大力点，撞我，哎哟，对，就这样……撞得深。哎哟，我要死了……’”
　　那位女工捂着嘴笑岔了气，周围的人也跟着哄笑起来，王桂芬的脸更红了，跺着脚要打周元菊。
　　周元菊却不笑了，扶了扶老花镜，眼睛从镜片上方看过去，直直落在秀竹和建军身上：“倒是你们两口子，比桂芬两口子的年龄还小两岁呢，一点动静都没有。”

　　秀竹脸上的浅笑僵住了。那话像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她努力维持的平静。这种充满生机的甚至带点粗俗的夫妻玩笑，不是羞耻，而是生活里最平常的佐料，夫妻间最普通的烟火气，但此刻却让她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刺痛。她和建军之间，何止没有“动静”，连正常的对话都隔着厚厚的冰层。
　　她默然转身，假装去整理旁边已经装好的糖箱，指尖触及粗糙的布袋，粗糙的纤维蹭着皮肤，才觉出一丝实在的触感。就在这时，李迪农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张单子，远远地喊了一声：“秀竹！”

　　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喧闹的场面静下来。他快步走过来，顺手拿起秀竹手边的糖箱掂了掂，像是检查重量，又像是用这个动作，自然地隔开了围在一旁看热闹的人。这份不动声色的解围，像一阵风，轻轻吹散了秀竹心头那点莫名的狼狈。
　　“秀竹，建军，你们俩今天得一起去趟都梁城。”
　　秀竹抬起头，将心头翻涌的情绪压下去，平静地问：“送货？”
　　“对，送春草那批货，要得急。”李迪农顿了顿，走近两步，压低声音，“还有，我想顺道当面问问王律师……”
　　“王律师？”秀竹怔住了。

　　“哦，你不认识的。”他简要地告诉了秀竹，王律师陪着阿莲和哑女回广西的事。最后说：“我想给黄明辉办一个缓刑异地执行的事……阿莲在广西待着不是办法，我想让她来湖南。”
　　秀竹眼神动了动。她知道阿莲对李迪农意味着什么——那个让李迪农等了二十多年的女人，那个可以坐在他摩托车后座，毫无顾忌喊农哥的女人。

　　“好。”秀竹点头，“是该问问。”
　　李建军听说去县城，眼睛亮了亮，高兴地说：“我们那几个人，一起去看看吴昆。”说这话时，他下意识地看向秀竹，眼神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想借这个由头，和她多说两句话。
　　可是秀竹没理他。倒是旁边的周元菊看见了，眉头皱了起来。

九日

　　李迪农联系了一台中巴车，让人把货搬上车后，又指挥着几个年轻人，把特意留下来的十几条大鱼装进大塑料桶里。
　　“都梁城七八个朋友，每人送一条，”他一边叮嘱，一边特意从桶里挑出一条最大的，单独放进一个网兜，“这条鱼，送给王律师，算是一点心意。”
　　中巴车一路颠簸往县城去，李建军那帮人坐在车后，合作社的人坐在车前。

　　王桂芬和石头坐在前头，低声说着悄悄话，周元菊靠在窗边打盹，秀竹挨着车窗，目光落在窗外掠过的荒田上，脸上无波无浪。
　　李建军坐在她斜后方，几次想挪过去，都被她身上那股拒人千里的冷意逼退，只能十指交叉着，眼神沉沉地盯着石头两口子。
　　车子在春草的店门口停稳，吴昆和春草早站在门口等着。见了众人，两人迎上来，热情打招呼。李迪农见了他俩，嘴角露出笑意，长长地舒一口气。而李建军见春草的肚子微微隆起，终于找到了话题，他有点讨好地轻声对秀竹说：春草怀孕了。
　　秀竹装做没听见，下得车去，与春草手拉手聊起来，周元菊赶紧凑上去，说：春草，这女人怀孕呀，还得靠男人经常犁地，勤浇水的。吴昆回来和你天天在一起，不就怀上了？

　　春草听着有点羞，她朝吴昆瞟一眼，说：元菊婶是老专家，老司机。
　　元菊摆摆手：我不会开车，我不是司机。
　　众人哈哈大笑。
　　吴昆拿烟给大家抽，八个大男人都在广东一起共事，睡一间房，放个屁都要开玩笑的。大头说：吴昆，你把春草的肚子搞大了。现在没法搞了吧？

　　有人接话说：三个月后可以的。不要太猛。
　　众人又笑。李建军没有笑，回来一个多星期了，和秀竹只有两次夫妻生活，而且还埋下了定时炸弹。他看向王桂芬和石头，那两口子正在从车上抬下来一包爆米花糖。那爆米花糖本来就轻，石头一只手就可轻松提起，却要一起秀恩爱，抬着下来。他又看向秀竹，秀竹似乎不把他放在眼里，和春草说着话，由周元菊陪着，进入店里去了。
　　待众人七手八脚把货往店里搬的时间，周元菊的目光始终在秀竹和李建军之间转圈，她见李建军的目光时不时看向秀竹，而秀竹一直不予理睬，在合作社也是如此，不和李建军说一句话，便悄悄拉了拉秀竹的胳膊。“走，陪我去后头歇歇脚。”她不由分说，把秀竹拽进了店铺后面的卧室。
　　卧室不大，却样样齐全，有床有衣柜，靠窗有煤气灶，有抽风机和空调，有小小的一间厕所兼洗澡间，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地板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周元菊拉着秀竹坐在床沿，叹了口气，开门见山：“秀竹，你跟建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秀竹的身子僵了一下，指尖猛地收紧，她垂着眼，盯着地板上的一道裂纹，半晌才低声说：“没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周元菊提高了点声音，伸手去掰秀竹的脸，“你看看你这脸色，跟霜打的似的。从合作社到这城里，你俩一直没说话。刚才在车上，别以为我真睡着了，建军他看你的眼神，跟个没娘的孩子似的。你们俩，到底是怄的什么气？”
　　秀竹猛地别过脸，躲开周元菊的手。她的眼眶倏地红了，那点红像墨滴进清水里，迅速漫开，却被她死死地噙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周元菊看着她这副模样，心头忽然咯噔一下。她拍了拍秀竹的手背，语气软了几分：“是不是……是不是跟张婶那回嚼的舌根有关？”
　　秀竹的肩膀轻轻一颤。

　　周元菊便自顾自地往下说，像是在打捞一段沉在时光里的旧事：“忽然间，我想起了一件事。好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你送小雅和小杰在村口石拱桥上等校车，我右手抱着小宝，左手牵着大宝，也去等车，刚好听见迴水湾的张婶在那儿跟人嚼舌根，说李建军在外面有女人。其实这话我也听见了，只是一直没跟你提。哦不对，那天我和你提了的。你还说，‘是真是假，等他回来，一问就知’。难道，症结就出在这儿？”
　　秀竹没应声，低垂着头，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当初迴水湾的风言风语传得有多凶？说李建军在广东找了女人，她不信。她攥着他寄回来的钱，听着他电话里的声音，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建军不是那样的人。

　　她守着这个家，守着两个孩子，守着地里的庄稼，守着心里那点摇摇欲坠的信任。
　　可那晚，“张雅”那两个字，把最后一点信任，割得干干净净，连点碎屑都没剩下。
　　“婶，”她的声音发颤，带着一股碎了又重新拼起来的决绝，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和他，完了。”
　　周元菊愣住了。
　　她看着秀竹眼底的寒意，那是一种彻底死心的冷，比冬日的寒风还要刺骨。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五十二岁，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夫妻吵吵闹闹，却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把“完了”两个字说得这么轻，又这么重。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是老陈领着七八个男人来了。周元菊拍了拍秀竹的手背，叹了口气：“好了，今天晚上我俩不回去，睡在春草这里，再说道说道。”

　　秀竹抬眼不解地看着她。周元菊说：“回去都烦心呢。晚上说。”
　　两人走出卧室时，店里已经闹开了。老陈打电话叫来的七八个男人吵吵嚷嚷地涌进来，他们都是当年一起抄作业的发小，一时间，店里的笑声、打趣声、拍肩膀的声响混作一团，有人掂起一条大鱼啧啧称赞，有人拿起爆米花塘就往嘴里塞。闹闹腾腾的，把小店都快掀翻了。
　　闹过一阵，众人渐渐安静下来。李迪农拉过派出所的老吴，把他引到店外的僻静处，递了支烟，低声把黄明辉缓刑想转到湖南、让阿莲母子能过来落脚的事说了。

　　老吴听完，点点头，掏出手机直接拨给了王律师：“老王，你现在有空吗？老陈茶馆。有点事找你……关于缓刑异地执行的事。”
　　没过半小时，王律师就赶了过来，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还拎着个公文包。他和李迪农握了握手，慢条斯理地打开公文包，抽出几张纸。
　　“异地缓刑的申请，不是不能办，但手续得齐全。”王律师的声音沉稳，“首先，得有湖南这边的接收单位，社区或者乡镇司法所，要出具同意接收的证明；其次，黄明辉本人得提交书面申请，说明理由，还要附上广西那边的判决文书、缓刑执行通知书；另外，阿莲母子的户籍证明、居住证明，也得准备好……”
　　他一条条掰扯着，从申请条件说到审批流程，又从需要的材料讲到注意事项，条理清晰。李迪农听得认真，眉头时而蹙起，时而舒展，手里的烟燃了半截，竟忘了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