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烟岚轩宇

（十一）班级活动

班委，小组都成立了，唐老师也结婚了，校名也改了，大家都盼望着组织一次集体活动。这一天也终于如期而至，好像到了十一月中旬，我们班——中八三，终于开启了第一次集体活动——游梅岭。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日上午，大家都早早吃完早饭，在第五栋学生宿舍前的小空地集合，等全班109人，加上唐老师，共110人，全部到齐后，来接的大客车也到了。我不知道这车是租的，还是请林涛的父亲帮忙弄来的，后来我们小组与七组一起去永修云山真如寺活动时，就是林涛的父亲帮忙弄来的大客车。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对我们外地的同学来说，对南昌的了解，除了知道南昌起义，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虽然到南昌已有二个月，实际上也就跑了几个大商场。如八一广场、百货大楼、新华书店、中山路、小香港一条街、三泰商场、八一商场、胜利路、大众商场。这些地方我都去光顾过，还不能说是很熟悉。所以这次去梅岭，我是格外开心。心想等会到了梅岭，要好好参观一下陈毅写《梅岭三章》的地方。我刚把这想法说出，就遭到了周边几个同学的嗤笑。“操，还《梅岭三章》呢，那是在赣南，这都不知道。”一幅鄙视我的脸孔，弄得我满脸通红，非常不好意思。便小声嘀咕：“不是去梅岭吗？我哪知道还有叫梅岭的地方”。封武拍了拍我笑着说：“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到了，不就知道了”。路上，还有人提议唱歌，于是一路欢歌，一路笑语。我也把刚才那尴尬的一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客车驶过八一大桥时，我望着窗外的赣江，虽是枯水期，但江面很宽，远不是景德镇昌江可比的。江面上有很多机帆船缓缓前行，好一幅热闹的场面。江边还有一个大码头，停了许多客轮，比我小时候坐的汽划子要气派得多。我曾听爸爸说过，他有一年放假就是坐轮船取道鄱阳，再回景德镇的。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火车，坐汽车也不方便，有多个渡口要过，所以他就尝试坐船回家。我心里也在想，哪天我也坐船取道鄱阳回家。过了八一大桥，路就不好走了，路变窄了，还有些颠簸。过来蛮久时间，车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唐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方志敏墓所在地，大家在参观时，要保持肃静。唐老师话说完后，刚才还是一片喧闹声，霎时便变得鸦雀无声。大家不再有说有笑了，而是闭上嘴巴，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即便有人说话，也是小声交流。我望了望这地方，苍松翠柏环抱，周遭幽静安谧。从山下到方志敏墓，是一条一条宽宽的青石台阶。我们拾阶而上，步子也放慢了许多。到了墓前，我们列队，行了三鞠躬，便绕墓一周下山。等到了山脚下，我们大家才长舒一口气，又恢复了来时的喧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方志敏的故事，和他的《清贫》、《可爱的中国》。

       参观完方志敏墓，我们就去爬山。班上还特意组织了爬山比赛，前三名还有奖励。我也很努力地参加，虽然跑在前面，但没有得到奖励。我记得我还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举着一面红旗，摆了个向前冲的造型，让人帮我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一直在我父亲家里，后来数次搬家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但我坚信，那张照片一定还在家里，还在那些搬家后，尚未开封的纸箱里。爬山比赛后的活动，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了一个山顶，我们坐下休息，吃了自带的干粮充当午饭。下山的时候，已是下午。我们顺着台阶而下，这又让我想起从斗岭运家具下山的那一幕。自然，梅岭的下山台阶路，比斗岭的下山台阶要宽上很多，也要平整许多。经过一天的爬山，搞活动，这时大家都显得有些疲惫了。我记得是和罗刚鸣、封武几个一起下山的。等我们到了山脚下，大客车已停在那，下山快的同学，早已靠在椅子背上，闭目养神了。大概四点左右，我们便启程回校。回到学校，食堂还有饭菜。我们一个个吃完饭，洗完澡，便早早躺下睡觉。因为唐老师说，第二天还要起床做早操。

       时隔不久，班上有组织了一次集体活动——滑旱冰。那次好像是星期六下午。上午第四节课结束时，团支书张盛孝告诉大家，下午去福州路省体育馆滑旱冰。我那时就是一个老土，什么都不清楚，对滑旱冰更是闻所未闻，很是稀奇。在吃午饭时，李国平（南昌湾里）等几个滑过旱冰的人，就告诉我们，这项运动有多好玩多好玩，弄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即就去省体育馆。等我们下午赶到省体育馆滑冰场，里面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滑了。有的同学穿着那滑冰鞋，扶着周边的栏杆，笨拙地慢慢移动，有的同学已经像燕子似的，在场上随意穿梭。我发现我们组里的女同学万芬滑得非常好，她时而极速飞驰，时而旋转腾跃，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赶紧换上旱冰鞋刚站起来，想走进滑冰场，就感觉脚底像是抹了油，“扑通”摔了个屁股墩。我死命抓住栏杆，勉强站立起来，小心翼翼，扶着栏杆往前挪动着。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感觉可以放开栏杆时，谁料一松手，还没走两步，却又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一次摔得比较重，眼冒金星，脑门嗡嗡响。我坐在地上好半天都没起来。当我再次扶着栏杆站立起来时，我已经没胆量再去移动半分。这时，万芬看到我们几个狼狈样，就滑到我面前，伸出手牵着我说：“来，我来教你滑”。在她的帮助下，我勉强滑了一圈，就停下休息了。万芬就去教其他不会滑的同学了。我宿舍里，除黄杰滑的还有模有样，封武属于勉勉强强那种。剩下的谢日元、周曙光、张鸿和我四人就属于半斤对八两。不过谢日元最后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独立地滑起旱冰了，这点不由我不佩服他。我滑了那一圈，就再也没进场了，而是换下滑冰鞋，坐在边上欣赏他们在场上的英姿。每当看到有人摔跤，我们几个坐边上的同学就会放声大笑。

       这两次班级活动，拉近了同学的距离，使我们大家更加熟悉起来了。那时我班上一半男同学住5栋，还有一半男同学住在8栋，平时很少在一起，如不是这两次集体活动，让大家走近了，那要彼此熟悉起来，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烟岚轩宇

（十二）我的宿舍（1）

在《初识新同学》一文中，我就简单介绍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大一时，我们住在5栋115室，大二搬到305室后，就没再搬迁，一直住到毕业。四年的光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们在一起闹也闹过，笑也笑过，虽说六个人性格不一，但我们能始终相互包容，宛如家人一般。
        我们宿舍，老大是封武，他是63年的，据说他是出生于端午节，所以取名为武（午的同音字）黄杰是64年的，他是1月8日出生的，因为他的生日是与周总理逝世同一天，所以我印象很深。再按年龄依次排下来，应该是张鸿、谢日元、周曙光，他们三人都是64年的。我排行老末，65年出生。进校时，我们六人平均年龄19岁。

       我们刚刚聚在一起时，黄杰最为活跃，一天到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晚上卧谈会，他也是主角，我们时不时插上几句。封武老大，很是沉稳，话不多，但很有分量。我年纪最小，话语权不够，只能打打顺风旗。不过大二时，我接替周曙光当上了组长后，逐渐也能牛逼几句，可以对宿舍事务指手画脚了。

       四年的相处，故事多多，定下这小标题后，我满脑海里尽是当年宿舍的趣事。为此我筛选几个非常有特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也希望当事人看后予以补充，但不许骂我，因为四十多年了，也到了解密的时候了。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拉灯”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305室。话说有个夜晚，305室还是灯火通明，我和张鸿是头顶着头睡觉的，因为我们床头紧挨着，他的床另一头挨着箱架，睡觉时感觉不好。那晚我俩迷迷糊糊都要睡着了，这时我的上铺周曙光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黄杰，把灯关了，我要睡觉了”。我们宿舍的开关在房门口的位置上，黄杰住上铺，每天都是由他关灯的。这时的黄杰正躺在被子里看小说，一时也没理会周曙光。周连说几遍，看到黄杰没理会他，有点上火，就气呼呼地下床，到房门口拉开关线，把灯给关上，再爬回上铺躺下。这时，黄杰一看周曙光刚躺下，他就一起身，拉动开关线，又把灯打开了。周曙光更加火大了，再次下床把灯关了。等他刚躺下，这个死黄杰又把灯打开。就这样往返多次，最后周曙光气得大吼一声，一使劲，把开关线拉断了，这下宿舍里彻底没了亮光，我们几个躺在床上都笑个不停，睡意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但我们始终没吭气，生怕再弄出点响声，惹得周曙光不高兴。直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们看到周曙光还有些气鼓鼓的，我们就笑着说起此事，搞得黄杰很不好意思，赶紧向周曙光赔不是，周曙光才慢慢消了气，我们宿舍又恢复往日的和谐。

       再一个就是“桔子”的故事。大概是大三上学期，桔子熟了，张鸿的父亲给我们送来两大筐南丰蜜桔。送来的时候，周边宿舍都没人。我们六个人赶紧锁上房门，躲在里面吃起桔子来。我们边吃边商量，这么多桔子怎么办。如何等周边宿舍的同学回来，那肯定是保不住的。我提了一个建议，把桔子藏到箱子里。于是我把我的箱子腾空，把桔子倒在里面，结果还是装不下。张鸿又把他的箱子腾出一部分，这样就把桔子藏好了。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们还故意放了几斤桔子在书桌上。等我们把门打开后南丰蜜桔的香气飘出，对面的李建亮、潘自强等人，隔壁的姚亮、邓礼萍等人，一个个涌进来，把桌上的桔子一扫而空。还骂咧咧地说“操达西有（南昌话音），有桔子吃，也不说一下，还关上门。”我们赶紧笑着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就这样把他们打发掉了。那一个星期，我们每晚都要关上门，大吃一顿南丰蜜桔。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特爱吃南丰蜜桔，哪怕是现在大家都爱吃沙糖桔，我也难得吃上几颗，总觉得少了些桔子味。

        第三个就是关于“菜”的故事。关于师大的伙食，我会用一章节的篇幅来专题介绍。师大的伙食虽然很好，但吃多了，也会厌烦。我们大家，每次放假后返校时，都会带上一些家乡的菜，我也不例外。我妈妈总是在我寒假返校时，给我炒上两大罐银鱼肉丝，让我带到学校去。两大罐银鱼肉丝，最多就是两餐便扫光，那个热闹劲就别提了。宿舍里其他同学带来的菜，基本上都是几餐饭就干没了。因为寒假返校还是冬天，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好饭就到宿舍吃，不像夏天吃晚饭，我们全班的男同学，起码有80%是坐在马路边的路肩石上吃饭的，大家一字排开，很有次序地坐着，也是师大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那时回宿舍吃饭，开始没注意谢日元每次打完饭，就会爬到他的上铺床上，窸窸窣窣在箱子里，搜寻着什么。过了好几天，我们终于发现他是悄悄地从箱子里摸出一个小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自己的饭碗里。原来这家伙太狡猾了，刚回校时，拿了一包菜给我们吃，我们还以为大家带了的好菜全吃完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还一个人在吃独食，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声讨声中，他勉强从箱子里拿了几小袋出来。这个时候，我才吃出点味道，好像是辣椒炒腌制的野味。还真不要说，谢日元妈妈的手艺真好。吃完后，我们就开始审问谢日元，到底还有多少存货。他告诉我们，没有了，就剩下几包。我们五个人一致要求第二天中午把存货全部消灭。他无奈的只好答应。

      第四个就是关于“玩”的故事。其实我在前文《自得其乐才是真快乐》一文中已提及，为了保持我的大学生活的完整性，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那是我们宿舍老大封武，因踢足球扭到了脚，那脚踝肿得像个大包子似的。我们几个每天都会扶他去校医院换药。校医让他好好休息，为了找些事做，黄杰提出，自制一副麻将，陪他玩。那时，我连麻将是啥玩意都不知道，这老兄竟教起我们自制麻将。于是我们就去买了几副军棋（那时军棋只要几毛钱一副），宿舍六个人轮流到校医院开伤湿止痛膏（一次只能开一包）。六个人关上门，躲在宿舍里开始制作麻将。知道麻将是啥玩意的黄杰和封武，就负责画。我们四个人就负责剪贴，硬是花了几天功夫，弄出一副麻将牌。每天晚自习回宿舍就开始打起麻将来，这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他宿舍的同学还来借去学习呢。可惜毕业离校时，那副麻将不知所踪。唉，如果还留着，我想把它放进校史馆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由此也可看出我们学中文的，同样也具备创新创造能力。

（未完待续）

烟岚轩宇

（十二）我的宿舍（2）

六个男孩在一起，一开始大家都还蛮勤快的。每天都会去打开水，都会打扫宿舍卫生。可过了一个学期，全变了。打开水的人少了，只剩下周曙光和谢日元还在坚持，我们四个人，也就是偶尔神经发作，会去开水房走一趟，那开水票基本上就扔在书架上动都懒动的一下。想喝水，就倒周曙光和谢日元打来的开水。后来，他俩一看这情形，也就懒得去打开水了。后来我们就像打游击似的，在班上其他同学的宿舍里，到处化缘开水。再一个就是拖地，打扫卫生。刚开始在一楼住的时候，大家每逢周六下午还会扫下地，再用拖把拖下地，并整理整理房间内务。搬到305室以后，这事也就没人去管了。我、封武、黄杰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踢足球，特别是周六没课，吃完中午饭后，就到大操场踢球，也从来没管宿舍卫生。每周六，唐老师都会来我们男生宿舍检查卫生，这下周曙光、谢日元、张鸿就肩负起打扫卫生的工作。日子一久，这三人也有意见了，就提出轮流当值日生，一人一周。这制度实行没多久，又形同虚设了。后来干脆各管各的内务，反正是地板地，也就懒得去拖，有时洗碗时，带点水回来，洒在地板上就权当拖了地。有一次，我们都在宿舍里，唐老师突然造访，检查卫生。我们宿舍还是乱七八糟的，大家赶紧整理内务，我急中生智，把热水瓶里不多的水，洒到地板上，拿着个拖把，装模作样地拖地。唐老师站在门口，看到我们一个个在忙碌，还表扬了一句：“不错，都动起来了”。等他走后，我们六个人松了一口气，笑个不停。

        我们宿舍六个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宿舍里也比较和谐。虽然有时也会有些矛盾，有些误会，但都能彼此谅解。有一次我就和封武闹起来了，他说了我几句，我脾气一上来，竟抓起桌上的一个小墨水瓶朝他扔了过去，所幸没砸到他，同时还庆幸那墨水瓶盖的很紧，墨水没有溅出来，但把封武吓了一大跳。不过他也仅仅是望了望我，摇摇头，叹了口气，就什么也没说。这件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多久，我缓过神来，就赶紧嬉皮笑脸地给他道歉。

        黄杰好像还当过我们305的寝室长。在他当寝室长期间，他非常创造性的提出，与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宿舍结为友好寝室。根据黄杰介绍，我们寝室要承担帮助对方宿舍拖地的任务，女生们可以帮助我们缝被子（那时还没发明被套）等等，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弄得我们心驰神往。你还真不要说，我们自己宿舍的地都懒得拖，却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六个人还兴高采烈地带上拖把，前往那女生友好宿舍拖地。拖了几个星期，我们听说黄杰对那个友好宿舍的一位女生有好感，这才恍然大悟过来。我们都被黄杰给忽悠了，于是我们就没再去那友好寝室拖过地了。这次结对子活动，我们付出了劳动，可到了要缝被子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组里的女同学帮忙的。

       我记不清是大一下学期，还是大二上学期，我们宿舍还邀请组里四个女孩一起去桃花村游玩。封武、黄杰、林涛他们还借来五辆自行车。那天一早，我们带了好多零食和面包、蛋糕等干粮，骑上自行车，就往抚河桥方向驶去。我记得我骑一辆自行车，万芬坐在车后面，封武好像是带着周旭清，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反正十人五辆自行车，一辆车两个人。那时抚河对岸还是农村，河堤下全是田。我们沿着河堤一路前行。说实在，没看见几株桃树，桃花更没见到。一路上风景还可以，河堤一边是抚河，河面上也有不少船只来回穿梭，河堤的另一边就是田地，一片绿色，很是喜人，不时也经过几个小村子。我们最后是在一个好像是园林绿化的单位，我们推车进去，也没人管我们。里面的树木长大十分高大，还有小水塘，可惜的就是，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没能把我们在这里的青春靓影留下。我们把车停在水塘边的一块平整的绿地旁，便在这园子里到处游玩，兜了一大圈，我们回到停车的位置，铺上塑料纸后，又铺上一层从系里摸来的报纸，再把吃的东西全部放在上面。我们十个人才围坐一团，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林涛还带着我们唱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就是那时最流行的《八十年代新一辈》。黄杰、林涛、万芬他们还教我跳起交谊舞。就这样说说笑笑，唱唱跳跳，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返程时，我还闹了个笑话。万芬坐在我的自行车前杠上，我上车时，估计是有点紧张，一下没把握住龙头，车子骑的歪歪扭扭，再加上河堤上路也不是很宽，我俩竟摔倒一起，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把我俩都弄出个大红脸。不过这也更加拉近了我们男女同学的感情。

     我们宿舍，我和封武、黄杰属于喜欢玩的。特别是黄杰，一到周六晚上就去跳舞。从第二教学大楼跳到第一教学大楼（外语系在那里），谢日元、周曙光和张鸿比我三人，要好学多了。我和封武每天下午踢球，要踢到天黑，看不太清球时，才会回宿舍。冲个冷水澡，到小卖铺吃碗一毛钱的汤粉，才会慢悠悠地去教室看书。说实在的，师大的学习风气还是挺好的，不像我后来的工作单位陶院的学生，不爱到教室看书 教室里总是空荡荡的，没几个人。那时如果我们不去教室或图书馆看书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内疚，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当然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就不会多考虑了。每天晚上（除周六外），师大的图书馆、阅览室、教室、防空洞里都是坐满了学生。我们班的固定教室里还有不少外系的同学看书。我和封武去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两排还有些空位。我们看的书也不是专业理论书，大多数都是小说。我们用句经典的话“中文系的学生看小说，就是在看专业书”来为我们辩解。谢日元除了学习比较认真，他在宿舍里每天还写毛笔字。那砚台还是他来学校报到时，从家里带来的。记得他是临摹欧阳询的九宫格。

     毕业时，大家都是整理好行装，领到毕业派遣证后，也来不及说些什么，就匆匆告别。因为一些原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 。  
      大学四年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以宿舍和小组为单位的，宿舍的集体生活，让我们一起走向成熟。四年里，我们互相埋汰过、互相谦让过、互相帮助过、也互相激励过。岁月匆匆，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但记忆深处还是那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年轻的我们，还是那些有趣、甜美的故事。我们六个人永远都会记住：那四年，我们一起走过。

烟岚轩宇

（十三）永恒的中八三（1）

       无论是江西师范学院，还是江西师范大学，中八三都是我们心中温馨的港湾。

       我们班一开始，本来有110人，有一人没来报到，听说是转到江西财院去了，所以最初聚在一起是109人。后来刘溪同学休学，82级胡国屹同学不知为何留到我们班上，所以在大二时，我们班仍保持109人的规模。但到大三时，学校从各地师范类专科学校选拨了11名优秀同学，补充到我们班上，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最早专升本。不过这种选拔模式，仅在我们这一届实施，至于学校其他专业有没有实行，我们也无从知晓。所以从大三开始，我们中文八三就有了120人，我所在的第三组也增加了徐月高（抚州师专）和谭杰（江西师大南昌分院）两位同学，达到15人（原本14人，因刘溪休学变为13人）。

       刚进校时，我们新生中流行跳集体舞。喜欢跳舞的同学都去了，我们宿舍除黄杰外，好像都对跳舞不感兴趣，也就没去参加跳集体舞的活动。据黄杰说，全校有一、两百人参加。在操场上围成一圈，蔚为壮观。后来，他们还到江西大学等学校去跳集体舞，可以说“舞出了师大”。不过在南昌高校，江西师大被称作为“舞棍子”，这或许也是继承了传统。

        那些年，在社会上流行跳交谊舞。在年轻人集中的高校更是风靡一时。每逢周六晚，师大到处都会响起“圆舞曲”的音乐。我们宿舍黄杰更是忙坏了，到处去蹭舞。班上也有不少同学去赶舞会，比较有瘾的就是田忠兴（九江瑞昌）。他个子比较大，跳舞时身板挺得很直，不要说，我还蛮喜欢看他跳探戈，一招一式很有意思。他跳华尔兹就不是很优雅。当时师大周六晚会放两场电影，周日上午再放一场，这样全校学生每周都可以看免费的电影，这是师范生的一种福利。当然我也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种福利。所以我们宿舍五个人周六晚有电影看，就去看电影，没电影看，就在房间里吹牛皮，瞎聊天。后来这种日子也比较无聊，也许是圆舞曲的音乐太勾人了，我和封武也经常出入舞会，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旁边，看大家跳，很少下舞池去实践一下。也许我们还是太腼腆了，生怕踩了女同学的脚。直到大三下学期谈恋爱后，在万芬的指导下，才扭扭捏捏学起跳舞。即便学过，但一直都跳得不好，特别是快三之类的，更是下不了舞池。哪怕到陶瓷学院工作后，学校周末也举办舞会，我没有去跳过一次。谢日元、周曙光和张鸿比我还不如，只敢与男同学搭档跳舞，极少与女同学共舞一曲。

      说起跳舞，还不得不说一下，跳霹雳舞的故事。我记得好像是86年，电影《霹雳舞》上映后，学校里开始有些同学开始学跳霹雳舞，走太空步。我们班学得最好的就属姚亮（吉安）了。没到周六晚，开舞会时，他都会跳上一跳，也赢的了不少掌声。

       我们班在84年“五四”青年节时，举办了一次集体生日晚会。这次晚会是为我们班64年和65年出生的同学，举办的20岁生日晚会。我们班109人中，64年出生的有21人，65年出生的有43人，占全班总人数的59%。在晚会上，不仅有唱歌跳舞的节目，最重要的是我们64位过生日的同学，要通过抽签，互赠礼物。我抽到的是抚州的江福娟同学，她送了我一本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面还写了一句“祝你学习进步”，并落款“江福娟”。我送给她的礼物也是一本笔记本，我只签了个名字。我俩互赠礼物时，都是满脸通红，显得很不好意思。这可是我收到的人生第一份来自女同学的礼物。可遗憾的是，那本笔记本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我一直没能找到。毕业后，我两次去抚州，都见到了江福娟，谈起此事，我俩都会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次生日晚会，我们宿舍除封老大外，都是生日晚会的主角，但他们互赠礼物的对象是谁，我也记不清楚了。

      因刘溪同学休学，大二我们班便改选了班委。班上的老大哥，唯一一位50后罗刚鸣（抚州南城）被推选为班长。团支书张盛孝也辞去职务，好像是赵卫宏（南昌湾里）接任团支书职务。我也因周曙光辞去三组组长，而当上了三组组长。在班干部中，最讨人喜欢的就是生活委员孙秋生了，每个月初，他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费：饭票（35斤）、菜票（我记得是11.5元，但有同学说是17.5元）、洗澡票、开水票等等，分发给我们每个人。这是个辛苦，又要仔细的工作。我们一到月底，就盼星星盼月亮，期待孙委员的光临。再一个就是喜欢文艺委员邓礼萍，因为每周六、日的电影票归他发放，票是发给组长，再由组长发给每位同学的。邓礼萍住在303，我们隔壁。我们平常经常在一起玩，关系也比较好。所以发给我组里的电影票的座位都还可以。大三下学期，我谈恋爱了，他每次还有意把班上最好的票给我呢。而我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把两张最好位置的票放好，再挑三张中等位置的票留给三位女生，剩下的就让大家抽取。虽然我们组里的男同学对此有些意见，但也没有多说什么，来为难我。最不受欢迎的班干部，一个是纪律委员，一个是劳动委员。纪律委员每天上课要点名，下课也要点名。有时上第四节课时，我们几个坐在后面的同学，为了早点去食堂，不用排队打饭，往往都会从后门静悄悄地溜走。可他偏偏在下课后点名，你说窝火不窝火。但为了不排队，早吃饭，我们就总是想办法讨好她，请他不要记我们的名字。每次要溜的时候，也会提前与他打招呼。久而久之，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一码。劳动委员主要是分配打扫教室和包干区（我们班的包干区在第二教学大楼的后面小樟树林）卫生的任务。每个小组轮流错开打扫教室和包干区。自我当上组长后，我们组总被安排在开学第一周打扫包干区。刚经历一个假期，包干区的杂草丛生，垃圾也很多，劳动强度自然就比较大。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没再让我们小组在开学第一周打扫包干区。

     说起劳动，好像是在大二，学校建新大门时，学校安排我们班一周的劳动时间。主要任务是清理青蓝湖的淤泥。要求我们把淤泥挖出，运到老大门的位置，也就是现在师大女神像（雕塑名称为“向往”）所处的位置，那里正在雕像旁边修建花坛。说是劳动一周，实际上也是干干歇歇，但不用上课，很是自由。

       大一大二时，我们的政治学习也很有意思，基本上是集中听有线广播。比如说“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会、通报倪献策案件等，我们都是坐在教室里收听的。高年级的才有资格到大礼堂现场聆听。当时还有一次重大学习活动，就是学习华山抢险队和烈士张华的事迹。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华山抢险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在华山救援遇险的群众；张华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他跳入粪窖救一位老人而牺牲的。我记得在学习的过程，我们还开展了大讨论，主题是“张华救人牺牲了到底值不值得”。最后得出结论是，张华富有理想，勇于救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可以说这也是一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八三是我们温馨的家，是我们共同学习的知识乐园，也是我们共同成长的舞台。

烟岚轩宇

（十四）永恒的中八三（2）

        中八三，在江西师大四年，可谓是声名显赫。

        刚进校，就在军训表演中获得优秀奖，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中文系运动会选拔赛，我们班竟然没有落在最后，积分还超过了八二级。与160人的超级大班——八一级的分数也相差无几。这让整个中文系都对我们刮目相看。真正让我们中八三声名鹊起的是杨瑞清同学（南昌进贤）。他在校运会上一举夺得3000米、5000米、1万米三个项目的冠军，并全部打破校运会记录。用积分计算，就是他一人得42分（每个项目第一名7分，破纪录再加7分）。他为中文系夺得83年校运会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杨瑞清他们还住在8栋，我们交往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回迁到5栋，我们接触多了，自然就成了好朋友。他在校运会上的一战成名，让我们也知晓了他的过往。他在进贤读中学时，就是他们中学长跑队的主力队员。在随后的南昌市举办的84年迎新年环城跑中，他又斩获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江西农大的，也是他进贤读中学的师兄。他后来还参加过师范大学的800米、400米等比赛，均取的过好成绩。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有不少人，每天早晨跟着他跑步锻炼。后来的三届校运会，杨瑞清都卫冕了中长跑冠军，并都打破这些项目的校运会记录。在我们大四最后一届的校运会上，杨瑞清把校运会中长跑的记录狠狠提了一大截，我们当时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不会有人破掉他的记录。大概是我们毕业快二十年时，我到师大办事，正值师大开校运会，便问及这几个中长跑记录时，得到的答案是，这几个还属于杨瑞清的。

        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奇才，那就是围棋高手盛玉煌（景德镇），他是我的老乡，景德镇三中毕业，进师范学院时，与他的高中同学胡小明，一起分在第一小组，他们还住在一个宿舍呢。盛玉煌从小就学习下围棋，曾获得过全省少儿围棋比赛的冠军。19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一举战胜了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三位日方主将，打破了日本围棋不可战胜的神话。正是这擂台赛的胜利，催动了围棋热的诞生。借着这股东风，我们才发现了盛玉煌这个围棋高手。我们班上的谢挺（南昌）、叶蕨武（鹰潭）等一批人也开始学起了围棋，经常让盛玉煌给他们下指导棋。我也是那时学会了下围棋，只是参加工作后，棋下的少，水平也就难以提高。我88年刚到陶瓷学院工作时，参加了青年教工围棋赛，在8进4的比赛中，遗憾输给了当时还在基础部任体育教师的赵赣宁老师。后来在全省大学生围棋比赛中，盛玉煌一举夺魁，并代表江西省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这些事情，班上的同学知道的很少，因我们是同乡，经常会聊起一些有趣的事。

      我们班的足球在师大，也是小有名气的。我们踢足球的兴趣，是5、6、7、8组的男生体育老师邱培康带起来的。邱老师是上海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毕业的，我曾看过他的比赛。在南昌市职工羽毛球比赛的决赛中，他对阵洪都机械厂的一位职工。他基本没费多少力，就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还是照顾面子，送了对手几分，否则对方只有吃零蛋的结局。那场比赛是在省体育馆羽毛球场进行的，张武（九江湖口）、李国平（南昌湾里）、王学民（九江湖口）等同学，都去为老师加油了。后来还听说，他在江西就是打不赢熊国宝（世界冠军，与杨阳和赵剑华并称中国羽坛三剑客）。他还是江西男子羽毛球队的队员，兼江西女子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指导过世界冠军钱萍。张武、李国平他们与邱老师关系很好，在邱老师的指导下，还学会了绷羽毛球拍。那时他们经常帮助那些球拍线断了的同学，修理好球拍，由此还挣了点小钱，这也算是早期的勤工俭学了。邱老师每天下午都带着他们几个踢足球，后来我们也加入进去。我们前四组的体育老师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上起课来一板一眼，下课与我们交流不多。我们班女生的体育老师是一个身材比较胖的老教师，好像姓李。万芬曾告诉我，他做的仰卧起坐示范动作，很是有趣。

      在邱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踢球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已经可组成一直足球队了。踢足球的同学主要有张武、李国平、潘自强（九江沙河）、罗强（南昌）、杨瑞清、封武、王学民、李建亮（抚州临川）、田忠兴、罗刚鸣和我。黄杰等人偶尔会加入进来，黄杰主要是和胡小明，胡伙根（吉安）他们打排球。我因为奔跑速度不快，但手接球比较稳，他们就让我当守门员。于是乎我也就成了班上足球队的正牌守门员。现在都毕业几十年了，班上一些女同学谈及我时，都还记得我当守门员这事。我们这些人踢球很有瘾，每天不踢到天黑，绝不收兵。大二放暑假时，我们还约定8月1日提前返校踢球。当然那年暑假，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师大举行。我们一方面是回校看比赛，另一方面，每天还可以陪学校的女子足球队（当时是代表江西参赛）训练。因为在学校时，我们就经常与她们打小场地比赛，一来二往，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她们清一色全是体育系的女生，记得有个速度快的上饶人，她的百米速度在11秒多一点，她拿球冲起来时，很多男生都跟不上她的节奏。后来还听说她们中有人入选了国家队，但不知是真是假。

       那时师大有一大一小，两个足球场，场地都不好，坑坑洼洼的不平整，特别是小场地石头还挺多，很容易让人受伤。我们足球队的装备也不行，没有统一的服装，鞋子也是五花八门，有穿足球鞋的，也有穿运动鞋的，还有穿解放鞋的。我经济条件比较好，就配了厚厚的护膝护肘、手套和足球鞋，也算是全副武装吧。只要学校女子足球队训练时，我们基本上就在小场地踢球。与我们班相类似的，还有外语八三班，他们班喜欢踢球的也有一些，只不过组不成一个队。我在一中的同学吴一凡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个子矮小，但很灵活，司职前锋。我们两个班经常在小场地打比赛。在师大足球比赛是，我们班代表中文系出战。我们一路杀进半决赛，结果我们0：1输给了音、美联队，失去争冠的机会。后来在争夺季军时，又点球输给了化学系。最后我们获得全校第四名的成绩。我们这支足球队也曾远征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南昌水专（现为江西水利水电大学）和南昌陆军学院（现为陆军步兵学院），与他们多支系队都比赛过，有胜有负。足球也成为了我们班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不过相比足球而言，我们班的篮球就差强人意了，在毕业前的“欢送杯”比赛中，成绩不佳，连教育系都没打赢。这也是一个遗憾吧。

      八十年代，社会上还兴起一段时间“漂流”热。有人漂长江，有人漂黄河，还有人去漂雅鲁藏布江。我们班也出了个漂流英雄——李国平。当时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欢送他去漂赣江。他从赣江大桥（公路，铁路两用桥）下水，顺江而下，漂往鄱阳湖，最终抵达鄱阳县城。据他回来告诉我们，一路上在得到了很多渔民和船员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漂流的壮举。

       我还记得，学校在红场上，还举行过一次拔河比赛  。那次拔河比赛也可谓惊心动魄。参加拔河的同学拼尽了全力  ，未参加的同学，在李建亮的指挥下，很有节奏地喊着“加油、加油”，嗓子都喊哑了。最后比赛成绩已经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