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烟岚轩宇

（十二）我的宿舍（2）

六个男孩在一起，一开始大家都还蛮勤快的。每天都会去打开水，都会打扫宿舍卫生。可过了一个学期，全变了。打开水的人少了，只剩下周曙光和谢日元还在坚持，我们四个人，也就是偶尔神经发作，会去开水房走一趟，那开水票基本上就扔在书架上动都懒动的一下。想喝水，就倒周曙光和谢日元打来的开水。后来，他俩一看这情形，也就懒得去打开水了。后来我们就像打游击似的，在班上其他同学的宿舍里，到处化缘开水。再一个就是拖地，打扫卫生。刚开始在一楼住的时候，大家每逢周六下午还会扫下地，再用拖把拖下地，并整理整理房间内务。搬到305室以后，这事也就没人去管了。我、封武、黄杰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踢足球，特别是周六没课，吃完中午饭后，就到大操场踢球，也从来没管宿舍卫生。每周六，唐老师都会来我们男生宿舍检查卫生，这下周曙光、谢日元、张鸿就肩负起打扫卫生的工作。日子一久，这三人也有意见了，就提出轮流当值日生，一人一周。这制度实行没多久，又形同虚设了。后来干脆各管各的内务，反正是地板地，也就懒得去拖，有时洗碗时，带点水回来，洒在地板上就权当拖了地。有一次，我们都在宿舍里，唐老师突然造访，检查卫生。我们宿舍还是乱七八糟的，大家赶紧整理内务，我急中生智，把热水瓶里不多的水，洒到地板上，拿着个拖把，装模作样地拖地。唐老师站在门口，看到我们一个个在忙碌，还表扬了一句：“不错，都动起来了”。等他走后，我们六个人松了一口气，笑个不停。

        我们宿舍六个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宿舍里也比较和谐。虽然有时也会有些矛盾，有些误会，但都能彼此谅解。有一次我就和封武闹起来了，他说了我几句，我脾气一上来，竟抓起桌上的一个小墨水瓶朝他扔了过去，所幸没砸到他，同时还庆幸那墨水瓶盖的很紧，墨水没有溅出来，但把封武吓了一大跳。不过他也仅仅是望了望我，摇摇头，叹了口气，就什么也没说。这件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多久，我缓过神来，就赶紧嬉皮笑脸地给他道歉。

        黄杰好像还当过我们305的寝室长。在他当寝室长期间，他非常创造性的提出，与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宿舍结为友好寝室。根据黄杰介绍，我们寝室要承担帮助对方宿舍拖地的任务，女生们可以帮助我们缝被子（那时还没发明被套）等等，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弄得我们心驰神往。你还真不要说，我们自己宿舍的地都懒得拖，却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六个人还兴高采烈地带上拖把，前往那女生友好宿舍拖地。拖了几个星期，我们听说黄杰对那个友好宿舍的一位女生有好感，这才恍然大悟过来。我们都被黄杰给忽悠了，于是我们就没再去那友好寝室拖过地了。这次结对子活动，我们付出了劳动，可到了要缝被子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组里的女同学帮忙的。

       我记不清是大一下学期，还是大二上学期，我们宿舍还邀请组里四个女孩一起去桃花村游玩。封武、黄杰、林涛他们还借来五辆自行车。那天一早，我们带了好多零食和面包、蛋糕等干粮，骑上自行车，就往抚河桥方向驶去。我记得我骑一辆自行车，万芬坐在车后面，封武好像是带着周旭清，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反正十人五辆自行车，一辆车两个人。那时抚河对岸还是农村，河堤下全是田。我们沿着河堤一路前行。说实在，没看见几株桃树，桃花更没见到。一路上风景还可以，河堤一边是抚河，河面上也有不少船只来回穿梭，河堤的另一边就是田地，一片绿色，很是喜人，不时也经过几个小村子。我们最后是在一个好像是园林绿化的单位，我们推车进去，也没人管我们。里面的树木长大十分高大，还有小水塘，可惜的就是，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没能把我们在这里的青春靓影留下。我们把车停在水塘边的一块平整的绿地旁，便在这园子里到处游玩，兜了一大圈，我们回到停车的位置，铺上塑料纸后，又铺上一层从系里摸来的报纸，再把吃的东西全部放在上面。我们十个人才围坐一团，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林涛还带着我们唱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就是那时最流行的《八十年代新一辈》。黄杰、林涛、万芬他们还教我跳起交谊舞。就这样说说笑笑，唱唱跳跳，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返程时，我还闹了个笑话。万芬坐在我的自行车前杠上，我上车时，估计是有点紧张，一下没把握住龙头，车子骑的歪歪扭扭，再加上河堤上路也不是很宽，我俩竟摔倒一起，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把我俩都弄出个大红脸。不过这也更加拉近了我们男女同学的感情。

     我们宿舍，我和封武、黄杰属于喜欢玩的。特别是黄杰，一到周六晚上就去跳舞。从第二教学大楼跳到第一教学大楼（外语系在那里），谢日元、周曙光和张鸿比我三人，要好学多了。我和封武每天下午踢球，要踢到天黑，看不太清球时，才会回宿舍。冲个冷水澡，到小卖铺吃碗一毛钱的汤粉，才会慢悠悠地去教室看书。说实在的，师大的学习风气还是挺好的，不像我后来的工作单位陶院的学生，不爱到教室看书 教室里总是空荡荡的，没几个人。那时如果我们不去教室或图书馆看书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内疚，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当然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就不会多考虑了。每天晚上（除周六外），师大的图书馆、阅览室、教室、防空洞里都是坐满了学生。我们班的固定教室里还有不少外系的同学看书。我和封武去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两排还有些空位。我们看的书也不是专业理论书，大多数都是小说。我们用句经典的话“中文系的学生看小说，就是在看专业书”来为我们辩解。谢日元除了学习比较认真，他在宿舍里每天还写毛笔字。那砚台还是他来学校报到时，从家里带来的。记得他是临摹欧阳询的九宫格。

     毕业时，大家都是整理好行装，领到毕业派遣证后，也来不及说些什么，就匆匆告别。因为一些原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 。  
      大学四年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以宿舍和小组为单位的，宿舍的集体生活，让我们一起走向成熟。四年里，我们互相埋汰过、互相谦让过、互相帮助过、也互相激励过。岁月匆匆，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但记忆深处还是那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年轻的我们，还是那些有趣、甜美的故事。我们六个人永远都会记住：那四年，我们一起走过。

烟岚轩宇

（十三）永恒的中八三（1）

       无论是江西师范学院，还是江西师范大学，中八三都是我们心中温馨的港湾。

       我们班一开始，本来有110人，有一人没来报到，听说是转到江西财院去了，所以最初聚在一起是109人。后来刘溪同学休学，82级胡国屹同学不知为何留到我们班上，所以在大二时，我们班仍保持109人的规模。但到大三时，学校从各地师范类专科学校选拨了11名优秀同学，补充到我们班上，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最早专升本。不过这种选拔模式，仅在我们这一届实施，至于学校其他专业有没有实行，我们也无从知晓。所以从大三开始，我们中文八三就有了120人，我所在的第三组也增加了徐月高（抚州师专）和谭杰（江西师大南昌分院）两位同学，达到15人（原本14人，因刘溪休学变为13人）。

       刚进校时，我们新生中流行跳集体舞。喜欢跳舞的同学都去了，我们宿舍除黄杰外，好像都对跳舞不感兴趣，也就没去参加跳集体舞的活动。据黄杰说，全校有一、两百人参加。在操场上围成一圈，蔚为壮观。后来，他们还到江西大学等学校去跳集体舞，可以说“舞出了师大”。不过在南昌高校，江西师大被称作为“舞棍子”，这或许也是继承了传统。

        那些年，在社会上流行跳交谊舞。在年轻人集中的高校更是风靡一时。每逢周六晚，师大到处都会响起“圆舞曲”的音乐。我们宿舍黄杰更是忙坏了，到处去蹭舞。班上也有不少同学去赶舞会，比较有瘾的就是田忠兴（九江瑞昌）。他个子比较大，跳舞时身板挺得很直，不要说，我还蛮喜欢看他跳探戈，一招一式很有意思。他跳华尔兹就不是很优雅。当时师大周六晚会放两场电影，周日上午再放一场，这样全校学生每周都可以看免费的电影，这是师范生的一种福利。当然我也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种福利。所以我们宿舍五个人周六晚有电影看，就去看电影，没电影看，就在房间里吹牛皮，瞎聊天。后来这种日子也比较无聊，也许是圆舞曲的音乐太勾人了，我和封武也经常出入舞会，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旁边，看大家跳，很少下舞池去实践一下。也许我们还是太腼腆了，生怕踩了女同学的脚。直到大三下学期谈恋爱后，在万芬的指导下，才扭扭捏捏学起跳舞。即便学过，但一直都跳得不好，特别是快三之类的，更是下不了舞池。哪怕到陶瓷学院工作后，学校周末也举办舞会，我没有去跳过一次。谢日元、周曙光和张鸿比我还不如，只敢与男同学搭档跳舞，极少与女同学共舞一曲。

      说起跳舞，还不得不说一下，跳霹雳舞的故事。我记得好像是86年，电影《霹雳舞》上映后，学校里开始有些同学开始学跳霹雳舞，走太空步。我们班学得最好的就属姚亮（吉安）了。没到周六晚，开舞会时，他都会跳上一跳，也赢的了不少掌声。

       我们班在84年“五四”青年节时，举办了一次集体生日晚会。这次晚会是为我们班64年和65年出生的同学，举办的20岁生日晚会。我们班109人中，64年出生的有21人，65年出生的有43人，占全班总人数的59%。在晚会上，不仅有唱歌跳舞的节目，最重要的是我们64位过生日的同学，要通过抽签，互赠礼物。我抽到的是抚州的江福娟同学，她送了我一本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面还写了一句“祝你学习进步”，并落款“江福娟”。我送给她的礼物也是一本笔记本，我只签了个名字。我俩互赠礼物时，都是满脸通红，显得很不好意思。这可是我收到的人生第一份来自女同学的礼物。可遗憾的是，那本笔记本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我一直没能找到。毕业后，我两次去抚州，都见到了江福娟，谈起此事，我俩都会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次生日晚会，我们宿舍除封老大外，都是生日晚会的主角，但他们互赠礼物的对象是谁，我也记不清楚了。

      因刘溪同学休学，大二我们班便改选了班委。班上的老大哥，唯一一位50后罗刚鸣（抚州南城）被推选为班长。团支书张盛孝也辞去职务，好像是赵卫宏（南昌湾里）接任团支书职务。我也因周曙光辞去三组组长，而当上了三组组长。在班干部中，最讨人喜欢的就是生活委员孙秋生了，每个月初，他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费：饭票（35斤）、菜票（我记得是11.5元，但有同学说是17.5元）、洗澡票、开水票等等，分发给我们每个人。这是个辛苦，又要仔细的工作。我们一到月底，就盼星星盼月亮，期待孙委员的光临。再一个就是喜欢文艺委员邓礼萍，因为每周六、日的电影票归他发放，票是发给组长，再由组长发给每位同学的。邓礼萍住在303，我们隔壁。我们平常经常在一起玩，关系也比较好。所以发给我组里的电影票的座位都还可以。大三下学期，我谈恋爱了，他每次还有意把班上最好的票给我呢。而我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把两张最好位置的票放好，再挑三张中等位置的票留给三位女生，剩下的就让大家抽取。虽然我们组里的男同学对此有些意见，但也没有多说什么，来为难我。最不受欢迎的班干部，一个是纪律委员，一个是劳动委员。纪律委员每天上课要点名，下课也要点名。有时上第四节课时，我们几个坐在后面的同学，为了早点去食堂，不用排队打饭，往往都会从后门静悄悄地溜走。可他偏偏在下课后点名，你说窝火不窝火。但为了不排队，早吃饭，我们就总是想办法讨好她，请他不要记我们的名字。每次要溜的时候，也会提前与他打招呼。久而久之，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一码。劳动委员主要是分配打扫教室和包干区（我们班的包干区在第二教学大楼的后面小樟树林）卫生的任务。每个小组轮流错开打扫教室和包干区。自我当上组长后，我们组总被安排在开学第一周打扫包干区。刚经历一个假期，包干区的杂草丛生，垃圾也很多，劳动强度自然就比较大。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没再让我们小组在开学第一周打扫包干区。

     说起劳动，好像是在大二，学校建新大门时，学校安排我们班一周的劳动时间。主要任务是清理青蓝湖的淤泥。要求我们把淤泥挖出，运到老大门的位置，也就是现在师大女神像（雕塑名称为“向往”）所处的位置，那里正在雕像旁边修建花坛。说是劳动一周，实际上也是干干歇歇，但不用上课，很是自由。

       大一大二时，我们的政治学习也很有意思，基本上是集中听有线广播。比如说“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会、通报倪献策案件等，我们都是坐在教室里收听的。高年级的才有资格到大礼堂现场聆听。当时还有一次重大学习活动，就是学习华山抢险队和烈士张华的事迹。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华山抢险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在华山救援遇险的群众；张华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他跳入粪窖救一位老人而牺牲的。我记得在学习的过程，我们还开展了大讨论，主题是“张华救人牺牲了到底值不值得”。最后得出结论是，张华富有理想，勇于救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可以说这也是一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八三是我们温馨的家，是我们共同学习的知识乐园，也是我们共同成长的舞台。

烟岚轩宇

（十四）永恒的中八三（2）

        中八三，在江西师大四年，可谓是声名显赫。

        刚进校，就在军训表演中获得优秀奖，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中文系运动会选拔赛，我们班竟然没有落在最后，积分还超过了八二级。与160人的超级大班——八一级的分数也相差无几。这让整个中文系都对我们刮目相看。真正让我们中八三声名鹊起的是杨瑞清同学（南昌进贤）。他在校运会上一举夺得3000米、5000米、1万米三个项目的冠军，并全部打破校运会记录。用积分计算，就是他一人得42分（每个项目第一名7分，破纪录再加7分）。他为中文系夺得83年校运会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杨瑞清他们还住在8栋，我们交往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回迁到5栋，我们接触多了，自然就成了好朋友。他在校运会上的一战成名，让我们也知晓了他的过往。他在进贤读中学时，就是他们中学长跑队的主力队员。在随后的南昌市举办的84年迎新年环城跑中，他又斩获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江西农大的，也是他进贤读中学的师兄。他后来还参加过师范大学的800米、400米等比赛，均取的过好成绩。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有不少人，每天早晨跟着他跑步锻炼。后来的三届校运会，杨瑞清都卫冕了中长跑冠军，并都打破这些项目的校运会记录。在我们大四最后一届的校运会上，杨瑞清把校运会中长跑的记录狠狠提了一大截，我们当时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不会有人破掉他的记录。大概是我们毕业快二十年时，我到师大办事，正值师大开校运会，便问及这几个中长跑记录时，得到的答案是，这几个还属于杨瑞清的。

        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奇才，那就是围棋高手盛玉煌（景德镇），他是我的老乡，景德镇三中毕业，进师范学院时，与他的高中同学胡小明，一起分在第一小组，他们还住在一个宿舍呢。盛玉煌从小就学习下围棋，曾获得过全省少儿围棋比赛的冠军。19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一举战胜了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三位日方主将，打破了日本围棋不可战胜的神话。正是这擂台赛的胜利，催动了围棋热的诞生。借着这股东风，我们才发现了盛玉煌这个围棋高手。我们班上的谢挺（南昌）、叶蕨武（鹰潭）等一批人也开始学起了围棋，经常让盛玉煌给他们下指导棋。我也是那时学会了下围棋，只是参加工作后，棋下的少，水平也就难以提高。我88年刚到陶瓷学院工作时，参加了青年教工围棋赛，在8进4的比赛中，遗憾输给了当时还在基础部任体育教师的赵赣宁老师。后来在全省大学生围棋比赛中，盛玉煌一举夺魁，并代表江西省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这些事情，班上的同学知道的很少，因我们是同乡，经常会聊起一些有趣的事。

      我们班的足球在师大，也是小有名气的。我们踢足球的兴趣，是5、6、7、8组的男生体育老师邱培康带起来的。邱老师是上海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毕业的，我曾看过他的比赛。在南昌市职工羽毛球比赛的决赛中，他对阵洪都机械厂的一位职工。他基本没费多少力，就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还是照顾面子，送了对手几分，否则对方只有吃零蛋的结局。那场比赛是在省体育馆羽毛球场进行的，张武（九江湖口）、李国平（南昌湾里）、王学民（九江湖口）等同学，都去为老师加油了。后来还听说，他在江西就是打不赢熊国宝（世界冠军，与杨阳和赵剑华并称中国羽坛三剑客）。他还是江西男子羽毛球队的队员，兼江西女子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指导过世界冠军钱萍。张武、李国平他们与邱老师关系很好，在邱老师的指导下，还学会了绷羽毛球拍。那时他们经常帮助那些球拍线断了的同学，修理好球拍，由此还挣了点小钱，这也算是早期的勤工俭学了。邱老师每天下午都带着他们几个踢足球，后来我们也加入进去。我们前四组的体育老师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上起课来一板一眼，下课与我们交流不多。我们班女生的体育老师是一个身材比较胖的老教师，好像姓李。万芬曾告诉我，他做的仰卧起坐示范动作，很是有趣。

      在邱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踢球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已经可组成一直足球队了。踢足球的同学主要有张武、李国平、潘自强（九江沙河）、罗强（南昌）、杨瑞清、封武、王学民、李建亮（抚州临川）、田忠兴、罗刚鸣和我。黄杰等人偶尔会加入进来，黄杰主要是和胡小明，胡伙根（吉安）他们打排球。我因为奔跑速度不快，但手接球比较稳，他们就让我当守门员。于是乎我也就成了班上足球队的正牌守门员。现在都毕业几十年了，班上一些女同学谈及我时，都还记得我当守门员这事。我们这些人踢球很有瘾，每天不踢到天黑，绝不收兵。大二放暑假时，我们还约定8月1日提前返校踢球。当然那年暑假，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师大举行。我们一方面是回校看比赛，另一方面，每天还可以陪学校的女子足球队（当时是代表江西参赛）训练。因为在学校时，我们就经常与她们打小场地比赛，一来二往，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她们清一色全是体育系的女生，记得有个速度快的上饶人，她的百米速度在11秒多一点，她拿球冲起来时，很多男生都跟不上她的节奏。后来还听说她们中有人入选了国家队，但不知是真是假。

       那时师大有一大一小，两个足球场，场地都不好，坑坑洼洼的不平整，特别是小场地石头还挺多，很容易让人受伤。我们足球队的装备也不行，没有统一的服装，鞋子也是五花八门，有穿足球鞋的，也有穿运动鞋的，还有穿解放鞋的。我经济条件比较好，就配了厚厚的护膝护肘、手套和足球鞋，也算是全副武装吧。只要学校女子足球队训练时，我们基本上就在小场地踢球。与我们班相类似的，还有外语八三班，他们班喜欢踢球的也有一些，只不过组不成一个队。我在一中的同学吴一凡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个子矮小，但很灵活，司职前锋。我们两个班经常在小场地打比赛。在师大足球比赛是，我们班代表中文系出战。我们一路杀进半决赛，结果我们0：1输给了音、美联队，失去争冠的机会。后来在争夺季军时，又点球输给了化学系。最后我们获得全校第四名的成绩。我们这支足球队也曾远征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南昌水专（现为江西水利水电大学）和南昌陆军学院（现为陆军步兵学院），与他们多支系队都比赛过，有胜有负。足球也成为了我们班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不过相比足球而言，我们班的篮球就差强人意了，在毕业前的“欢送杯”比赛中，成绩不佳，连教育系都没打赢。这也是一个遗憾吧。

      八十年代，社会上还兴起一段时间“漂流”热。有人漂长江，有人漂黄河，还有人去漂雅鲁藏布江。我们班也出了个漂流英雄——李国平。当时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欢送他去漂赣江。他从赣江大桥（公路，铁路两用桥）下水，顺江而下，漂往鄱阳湖，最终抵达鄱阳县城。据他回来告诉我们，一路上在得到了很多渔民和船员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漂流的壮举。

       我还记得，学校在红场上，还举行过一次拔河比赛  。那次拔河比赛也可谓惊心动魄。参加拔河的同学拼尽了全力  ，未参加的同学，在李建亮的指挥下，很有节奏地喊着“加油、加油”，嗓子都喊哑了。最后比赛成绩已经记不得了。

烟岚轩宇

（十五）永恒的中八三（3）

       今天继续谈谈我们中八三的一些难忘之事。一个班集体如果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似的，大家就不会有归属感，也就不会把它当作温馨的家园。

       有一件事，应该是我们全体中八三的同学都不会忘怀的。大三那年，学校组织大合唱比赛，我们代表中文系出赛。我们选了两首歌，一首是必唱的《江西师范大学校歌》，另一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保卫黄河》。为了取的好成绩，我们憋足了劲，天天训练，还编排了一些动作。等到比赛那个晚上，全校11个系抽签决定上台的次序。姚亮抽到了好签，我们班排在中间上台演唱。我们120人（从各地师专选拔了11名优秀学生充实到我们班）穿着整洁的校服，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后台等候。终于轮到我们登台比赛。当120人的庞大合唱队走上了舞台中央，依次登上合唱台，场内我们系的啦啦队沸腾了，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第一首校歌顺利演唱完，但在唱《保卫黄河》时，出了大状况。正当我们起劲地唱着，并做出摇摆动作时，右边的合唱台突然塌陷了，十多位同学从台子上摔了下来，全场都爆出一阵惊呼。但我们班大合唱的指挥没慌，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着、合唱的节奏始终未变，合唱的声音始终未乱，甚至连声音的大小都未受到影响。因为摔下来的同学立马就站立起来，继续高歌，直到演唱结束。当我们演唱完，队伍依然有序地撤离舞台，台下已是掌声雷动。很多外系的同学都不由自主地称赞着“中八三不错，真厉害！”这突发的情况，反而给我们加了不少分。我们走下舞台后，也很激动，纷纷询问摔下来的同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也不清楚台子是怎么塌的。他们说，当时只是想着不能乱，一定要把歌唱完。事后，系里的领导欧阳主任还称赞了我们班临危不乱，集体荣誉感强。

      以班级为单位，与其他学校的相应班级结为友好班级，我们中八三在师大也是独一份。也许是聆听过南昌陆军学院参加自卫反击战的英模报告，我们班就萌发了与陆军学院八三中队结为友好班级的想法。班长罗刚鸣就通过老乡、已毕业分配在陆军学院工作的系友牵线搭桥，这事还真的办成了。在一个周日，我们全班同学坐上租来的大客车，前往陆军学院开展联谊活动。当时陆军学院在新建县望城岗。客车一路前行，顺利抵达陆军学院。因为陆军学院是军事化管理，大客车不能进校。我们在大门口下车步行进校，他们中队非常重视，联谊活动，中队的领导和学员（他们称学生为学员，估计是有的从部队选拔上来，有的是高考考入的缘故吧）干部都在校门口迎接。走进陆军学院，给我的印象就是干净整洁，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路上遇到一些学员，他们都会立正向中队领导敬礼。我们来了一个大教室，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围坐在八张拼起来的长桌旁，每张长桌旁还留有不少空位。只听到一声口令“起立”，这些学员便齐刷刷地站立起来鼓掌欢迎我们。虽说我们已是大三的学生，面对这情形，还是有点不好意思。随后班长罗刚鸣把我们八个小组安排对接好陆军学院八个小队，与我三组里对接的那个小队有7人，其中有个安徽徽州地区的人（今黄山市），他名叫门振东，家就在黄山山脚下的汤口镇附近。我和万芬，王莉红、李国平在86年暑假去黄山旅游，在返回屯溪的客车上，还看到他和他家人在路边等车呢，当时我们俩看到后，都很激动，还挥手示意呢。双方对接好后，我们八个小组就分别与结对子的学员们开展了一些活动。先是自我介绍一番，彼此熟悉熟悉，然后他们带着我们参观了教室、训练场、靶场等教学场地，还参观了他们的宿舍。那天的午饭是在陆军学院吃的，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陆军学院还特地给我们加做了好几个菜。吃饭时，一位陆军学院的校领导还过来看望我们。下午我们班足球队与他们中队踢了一场友谊赛。

       大概过了几个星期，门振东他们7人到师大来回访我们第三小组。为了接待好这些陆军学院的兄弟，我们小组是准备了包饺子这个节目。包饺子的地点就放在5栋305室——我的宿舍。万芬、林涛她们几个南昌人，就回家搬来煮水饺用的大钢精锅、擀面杖等等，万芬家当时已搬到师大对面的半边街居住，所以她把家里的蜂窝煤炉也搬来了，顺便还带了好些蜂窝煤。女生们还到师大对面的菜场买来猪肉、大白菜、面粉、盐等等物品。我们22个年轻人挤在小小的305，一边聊天，一边擀皮包饺子，倒也其乐融融。吃完水饺后，我们也陪同他们参观了校园，并在新建的校大门前合影留念。今天的题头照片就是那时我们在师大门口拍的。

       后来，我们班的足球队还去过陆军学院，与他们中队打过比赛。但因他们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相互之间大规模的交流活动很难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小组之间活动也就减少了，等到我们大四时，他们已下到基层连队去实习，也就没再来往。说起来也是缘分，他们中队的蔡启彬学员后来任珠山区武装部长，我正好分管武装工作。我俩在聊天时，才发现原来我们还是结对子的对象。他那个小组是对应我们班第八小组，他还记得辜静波（南昌）。后来在他的牵线，我又认识了他中队的一位学员，这位学员的小组对应的是第六小组，他也还记得我班六组的王莉红（南昌）。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就惦记着我班的女孩子。我向他们打听门振东的信息时，他们告诉我，门犯了错误，就没再多说什么。蔡转业到景德镇公安局工作，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我估计现在还与当时陆军学院那个中队学员保持联系的应该就是我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