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十六）错过当演员的机会

上一篇写看电影的一些旧事时，提到了《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在鹅湖长大的人的永存记忆。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大概八岁那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到鹅湖进行《闪闪的红星》拍摄和取景。摄制组就住在当时景东区政府办公大院里。鹅湖一带的古桥、古树林、古民居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摄制组的目光。许多经典镜头都是在鹅湖这一带完成的。我家当时住在桥溪，这座像迷宫一样的村庄也吸引摄制组的人去写生拍照，可惜就是没上电影。当时去我们村写生的解放军，都是骑马去的。我们胆小，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些高头大马。摄制组的人还在当地到处走访。他们还到桥溪走访了一位姓王的下放干部。我们小孩子喜欢赶热闹，但也胆小，只是怯怯地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朝姓王的家望去。我也曾近距离与演潘冬子和演椿芽子的演员接触过。那是摄制组带他俩去到鹅湖小学谈插班上学的事，我当时跟着我妈妈正在鹅湖小学办事，正好遇到他们。他俩都比我大好几岁，和他们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小孩，就显得太没出场了，一个个畏畏缩缩，都不敢向前。或许是当主要演员，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缘故，演潘冬子的演员就有点傲气，他手中还牵条大狼狗，一副好起抖的像，神气的要命。与他相比，椿芽子就显得低调多了。后来还听说演椿芽子的演员在拍《黄河少年》时受伤了，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难受。演潘冬子的演员，后来也演了《十天》等电影，那时已他长大了好多，全然没有了他演潘冬子时的那份可爱了。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山山水水，都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潘冬子被吊打的大樟树是在张村；“有米不卖”的米庄是在臧湾村：白狗子过桥摔下桥的地方是在东埠；潘冬子送盐过哨卡是在锦溪；在满山红杜鹃欢迎红军的地方，在鹅湖往天宝去的路边小山上。游击队攻进柳溪村的场景是在鹅湖农机厂对面的小路拍的。电影里的群众演员，很多都是我们认识的当地人。他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村民，有的是学生。所以在鹅湖首映这部电影时，有近万人涌进鹅湖村边的河滩上去观看这部备受鹅湖人自豪的电影。那场面可以说空前绝后，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了观看，几乎每个村子都成了“空村”。《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当时是准备在鹅湖的举办首映式的。结果是一波三折，首映式却被渭水公社的人截胡了。那一天我们在鹅湖河滩上占好座位，一直等到好晚，结果等来了公社领导的通知，说是渭水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王港乡》的人，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队拦下，非要他们在渭水公社放映一场。看到渭水公社的老百姓那么心切，放映组的人只好停留在渭水公社放了一场。

     自然事实上的首映也就归渭水公社所有。鹅湖仅仅是举办了首映式的流程。第二天当我们重新在河滩上占位置，把放映组的人等来了时，全场轰动起来。当放映组领导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全鹅湖公社的父老乡亲道歉时，大家都很激动，持续爆发热烈地掌声，电影正式放映，大家一看到电影里有认识的群众演员时，都会大声囔囔，这是谁，那是谁，好不热闹。整个鹅湖河滩充满着欢声笑语。影片放映结束了所有的人都依依不舍，久久没有散去。那天晚上可以说是鹅湖的节日，也是鹅湖所有百姓的狂欢节。群众演员里有两个名气最大，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对象。一个是公社姓舒的干部，好像当年还是管教育的，与我父母都很熟悉。他演的是潘冬子送盐过哨卡时，被白狗子抓起来的路人。他一出现，大多数人都认识他，自然轰动效应最大。另一个就是当潘冬子替身的东埠的一个小孩。虽然认识他的人不多，但他在影片里出现了好多次。有知道的人一看到，他替身潘冬子出场，就会大声介绍，结果大家都知道东埠有个小孩当了潘冬子的替身。

       当时我也差点被选去当群众演员呢。我记得，我当时在鹅湖中学，正在和两个教工子弟在一起玩游戏。这时摄制组的人也来到鹅湖中学挑选群众演员。他们一看到我们三个人，就很热情地叫我们过去。我们仨一听到解放军在喊我们，吓得起身就跑，躲了起来，直到那些解放军离开学校后，才敢出来。现在想想，这的确是错过了一次绝佳上电影的机会。因为他们在选一些与潘冬子、椿芽子一般大小的群众演员。如果我们仨胆子大点，表现大方些，上银幕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摄制组住在鹅湖，自然也少不了要开展一些体育活动。只要摄制组休息时，他们都会组织和鹅湖各单位的人打篮球。当时鹅湖也就是农机厂那里的场地好些，所以篮球比赛基本都放在那里。我爸爸和演胡汉三的刘江老师基本上就是固定当裁判。爸爸曾跟我们说，刘江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不要看他专演坏人，他可是个有大学问的大好人。

      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也是因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影片。大概是1975年4月份，也是杜鹃花开的季节。一辆中巴（我们当时说是班车，脑海里根本没有中巴的概念）载着十来位高鼻子的人，在鹅湖十字路口停下来。他们车上堆放了好多摘下来的杜鹃花，也就是映山红。据说他们是在北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被影片中的景色吸引过来的。这些人在鹅湖一下车，就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看到那些外国人的服装，大家都笑起来，说他们是用麻布袋做衣服穿。其实这些老外都是穿着格子呢做的西服。当然这也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老外全然不顾当地人的嘲笑，他们拿着相机就朝人群猛拍，甚至把一些破旧的茅厕都拍了一遍。他们还把身上的糖果撒在地上，让我们这些小孩去抢，然后再拍照。我因为不好意思，也就没去争抢那些地上的糖果。等到老外上车走了，我也迫不及待问那些抢到糖果的小伙伴，讨了一颗吃，也算是尝到了外国糖果的味道。

      其实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到鹅湖拍了一部电影，但与《闪闪的红星》相比，那阵势和关注度都要小得多，也没什么名气，在鹅湖人心中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这应该是1980年下半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又来到鹅湖取景拍摄。这次他们要拍的影片，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更不用说看过了。这也是一部反映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赣南根据地的红军伤员，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影片，它名叫《红线》。那时我正在上高二，要面临第一次高考，学习蛮紧张的，也就没去理会这事。但我很多同学都成了这部电影的群众演员。他们是去演游击队员。每次他们被接出去拍电影，回来就会跟我们这些没去当群众演员的同学，胡吹海吹，特别是说摄制组那边的饭菜特好吃，齁的我们要命。

      对《红线》这部电影，我也没什么印象，甚至都没看过。直到前几年在网上看到它时，我立即下载观看了。当看到那些由我的高中同学扮演的游击队员时，我已认不出几个了。当我渐渐老去时，银幕上的他们依然还是那么年轻。这更让我有些后悔当年没去当群众演员。这或许是我第二次错过上银幕的机会了。我也曾暗自对自己说，如何再来一次拍电影的机会，哪怕是天塌下来，我也要争取上一次银幕。可惜我第三次上银幕的机会却始终也没来到。

       两次错过上银幕的机会，也算是我人生的一种遗憾吧。

烟岚轩宇

（十七）拉练

在桥溪除了每年小学要组织清明祭扫烈士墓、庆祝六一节、“双抢”支农和小秋收活动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拉练”活动了。

       那次拉练，是我小学生涯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估计是因为路途太远怕学生吃不消，走不下来的缘故，后面再也没有组织这种类似活动了。那次拉练

  活动是从桥溪小学出发，途径胡家、朱锦、史湾、界田、东埠、鹅湖、螺丝墩等村庄，再回到桥溪。在现在就是围着整个中国高岭村景区打了一个大圈，全程估计有25公里（这是我从腾讯地图查找获得的具体公里数）。我们从早上七八点钟出发，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到家，整个人都累瘫了。我们刚出发时，个个都是精神抖擞，排着整整齐齐队形，好一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回家的时候，我们却像一些打散的残兵，溃不成军。稀稀拉拉的样子，一点兴奋劲都没了，就像一只只斗败的小公鸡。老师们和我们差不多，一个个嗓子都哑了。也许是这最后的结果，与拉练教育本应取得的效果有很大很大的差距，所以后来学校也就没有再组织类似的活动。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罢了。

      还是言归正传，我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整个拉练的过程吧。那天，我们小学七、八十号师生，早早都赶到小学操场集合。老师还做了分工。所有学生都分成一个连三个排，班干部都当上了连长排长什么的。我和几个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同学被安排当上了宣传员。宣传员可牛逼了，腰上扎根皮带，袖子上别着红袖章，头上还戴一顶柳枝编的草帽。整个人就是按正儿八经的小八路形象来设计的。大家一路上只管行军走路，我们还时不时的要打起快板，说一段快板词，来给队伍加油。我估计这都是我妈妈和老师们，在看了电影里红军行军时，有宣传员打快板的镜头，才脑洞大开，产生出这样的灵感。起初，我们也是一身的劲。一个个起劲地打着快板，有节奏地说着快板书。

       至今，我还记得有这几段快板书呢。“同学们，快快走，不怕苦，争上游”；“红旗飘，战鼓擂，我们红小兵怕过谁。你追我赶快快走，学习红军好榜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诸如此类的加油鼓劲的口号，被我们反复演唱，似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大家的步伐好像也随着快板声的节奏加快起来。途中，每逢路过村庄时，我们还要带领大家呼革命口号，引来许多村民驻足观看。如“毛主席万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还有一句现在细细想来，似乎也与我们这次拉练有些关连，那就是“东埠五七中学就是好”。当时的“东埠五七中学”是景德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范。他们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边劳动边学习。我妈那时还改编了一首歌，歌名好像叫《东埠五七中学就是好》呢。

       我们就这么一路走下来，饿了，就坐在山路两边，吃带来的红薯，渴了，就捧一把山沟里的水解渴。等到好不容易到界田，村里在界田有亲戚的小伙伴，都会跑到亲戚家，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桥溪和界田大多数村民都是姓李的，他们都是南宋初年改革家李椿年的后裔。我在2011年，还请当时陶瓷学院的学生帮忙，给鹅湖中学和桥溪小学做了李椿年的雕像呢。

        中午过后，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东埠五七中学”时，大家就有点走不动了。我记得在这所中学里，大家还参观了他们的教学成果展，听了他们老师的介绍。那时的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觉得他们不用在教室里上课，可以到田间地头玩，就是件值得大家学习的好事。不过当时大家累的要命，都躺倒在学校树荫下休息。也只有那些女孩子，勉强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四处参观。

       在东埠五七中学休息了蛮长时间，我们才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时的我们虽然在老师和班干部的约束下，基本上还保持原有的队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队伍也就越拉越长，我们这些宣传员也没有力气再去打快板，给大家加油鼓劲了。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从鹅湖到桥溪，三公里的路程，显得是那么漫长，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到头似的，老师们也显得比较紧张劳累。当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老师们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我妈妈也顺势宣布放两天假。

       一场桥溪小学校史上史无前例的拉练活动也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留给我们这些幼小心灵深处的，也就只剩下好玩、好累了。

烟岚轩宇

（十八）种菜

我退休后，每天生活都安排的满满的。早上六点来钟起床，给老娘和孙子做早饭，七点半左右，送小孙子去上学。送完孙子回家就奔菜园去玩玩，摘摘菜、锄锄地，玩得不亦乐乎。看到满园绿色心里就开心得很。蔬菜集中上市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了。于是又乐颠乐颠地送东家、送西家。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说起种菜，还要溯源当年在桥溪的经历。我家在村里有过好多菜地。上坝沌边上的菜地是我家最大的一个菜园。后来陆续在小学对面，奀拗家的菜园边上有两小块地，主要用着种韭菜、香葱之类的四季都可以吃的蔬菜。好像是那年把菜园边上的一颗大樟树砍了后，我们家就放弃了那两块地，交给奀拗家去种。在五队晒谷场边上，我家也有一个小菜园，由四、五块地组成。与许老师家里的菜园合在一起。也不知什么时候，二队在荞麦冈上，还给我家分了两块地。因为离家比较远，从桥港下过去，要上一个大坡。我们就上半年种红薯，下半年种萝卜，这样可以省去平日浇水的辛劳。

       我们兄弟，从小就开始帮助父母经管菜园。那时谈不上喜欢，虽然不用亲自种，但地要帮忙锄，水要帮忙浇。甚至大粪、尿之类的肥料，也是我们从小学公共厕所淘来的。有段时间，住在村里上祠堂旁的时候，全家人大小便都在家里解决，家里有尿桶装大小便。当尿桶差不多满了时候，我们兄弟俩就得把它抬到菜园，掺些水，给菜施肥。那时最不愿做的就是抬猪粪和抬尿桶去菜园，感觉忒没面子。因为村里的小孩从来不做这种事的。特别是我家搬到鹅湖中学后，我也上初中了，几乎每周还要到厕所的粪窖去淘粪尿浇菜，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了。特别是挑尿桶的路上，碰到女同学时，恨不得把头埋到地里，那脸涨得通红，脑袋也耷拉着，连头都不好意思抬起来，与她们对视。还有几次，因为被其他教工子弟抢了先机，淘走了粪水，回去还受到父亲的责怪。

       当然我们在种菜体验到的乐趣也是多多。特别是我父亲，他喜欢弄些村里没有的新鲜品种来种。像西红柿、白心红薯，甜瓜、大白菜、胡萝卜等等，这些蔬菜当时鹅湖那边根本就没有人种过，看到后大家都觉得很稀奇也，想种种玩玩。但他们在尝过后，就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们觉得西红柿太酸不好吃；白心红薯煮起来，水分太多，稀烂稀烂的不爽口；甜瓜长出有人会偷；大白菜没有本地的水白菜好吃；胡萝卜有一股药味等。这一堆的理由也就成了他们拒绝推广新品种最好的借口。我们也喜欢看着那菜一天天长大，特别是夏天，看到那辣椒、茄子、黄瓜生长出来，一天一天长大，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不管是在桥溪，还是在鹅湖中学，我们家菜园里每年收获最多的就是南瓜和冬瓜。我们每年都要摘下上百个冬瓜和南瓜，堆在家里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在桥溪可以喂猪，到中学没猪可喂，只好做起南瓜干和冬瓜糖等零食。

      在桥溪时，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前，菜园里的大蒜被人拔走一大半，估计有一谷箩。那一年的大蒜也是长得特别好，又粗又壮，绿油油的特别诱人。因为要过年，父母也就是嘀咕几句，就没再做声了。平常，虽也有些人会光顾我们家的菜园，偷摘南瓜什么的。我们小孩子在夏天下河玩水时也会偷摘别人的黄瓜吃。但这都是小打小闹的，没有人在意。每年过年前，我父亲都会到市里去买些年货，自然也会给奶奶带去许多蔬菜和我们自己晾晒的干货。看到这些土特产，奶奶就会开心的笑起来了。因为在市里要吃上这些菜，肯定要花蛮多钱的了。

      付出劳动，就会有所得。我们当时生活虽然苦和累，但也乐在其中，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1982年8月我家终于上调回城了。当时在一中我家住的宿舍旁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父母也仍然保持在农村的习惯，细心经管着。没过两年，铁四局职工迁出一中，我家又搬到铁四局留下的宿舍去住，我们家从此就告别了种菜历史。

      直到2004年，陶瓷学院开始搬迁至湘湖校区。我上班时，看到湘湖那一片一片绿油油的田地时，又把我心里已经熄灭的种菜热情点燃了。我爱人是南昌人，从小在南昌市里长大，她根本没有见过菜是怎样生长的。我想很多人种花怡情，我种菜不仅怡情，还有新鲜蔬菜吃。于是我让我的学生请人运来二十多袋（农村装化肥的大袋子）种菜的泥土，并把它们搬上六楼楼顶的隔热层上（我家就住在六楼），整理成两大块菜地，开始种菜。这可把我爱人稀罕的要命，有事没事就上楼顶去摆弄。她还责怪我说：这么好玩的事，也不知道早点弄来做”。当她看到辣椒、茄子、丝瓜、黄瓜长出一丁点时，更是兴奋地就像个孩子，和我们当初一样。为了让菜长得好，我们当时还到尚未开发的南河边（就是现在的安宁小区、南湖丽景和蝶恋园小区一带），捡过牛粪作基肥呢。

      后来，我们搬到了满坑坞这边来住，首先就想到要整些菜地来种菜，种菜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现在种菜已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不求收获多少，只要过程不少”，追求的已是种菜的过程和乐趣了。陶渊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如今我也过上了“种菜岚山下，悠然见南河”的惬意生活。通过种菜，我不仅享受到亲手创造美好生活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还深深体验到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的魅力。我要深深地感谢那十多年在乡村的生活经历。它不仅给了我快乐的童年生活，还为我的一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使我现在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生活的魅力和乐趣。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朋友，如有条件，种菜去吧！”

烟岚轩宇

（十九）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有好几位，许老师、董老师、汪老师和我妈妈是比较固定的。另外还有一位刘姓的女老师和一位已记不起姓什么的男老师。整个小学里，只有我妈妈一位公办老师，就是那种有编制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是民办老师。刘姓的女老师和那位男老师，都是从下放青年中选过来上课的临时老师。

       我妈妈是从景德镇师范学校毕业，直接分配到鹅湖东埠小学工作的。听说当时我爸从江西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师范当老师，他性格比较傲，得罪了当时学校的领导，所以我妈就被分到农村小学。许老师、董老师与我妈年龄相仿。听说许老师是市里人，家住在中山北路人民电影院后面。她兄弟姐妹多，家里比较困难。她下放后，就与在京山小学的方老师结婚。育有二女二男。老大方红霞比我大一岁，与我是同学，也是我们同学中最会读书的。1978年第一次中考，就考上了景德镇师范学校。我因为两门课只考了100多一点，就上了鹅湖中学的初三。

      自从她去师范上学后，我就基本没见过她，后来我去南昌上大学后，却听说她在广场马鞍山下坡处，也就是当年群艺馆边上的公交车站等车时，被一自行车撞死了。真是天妒英才，红颜薄命啊。即便是现在，我与许老师见面聊天，都不敢提及与她有关的事。他家老二晓武与我弟弟同年。在村里时，他是五队那边的，平常与我们不太在一起玩。老三、老四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比我们小蛮多，自然也不会跟在我们的小圈圈里玩。许老师为人很和善，对我们学生很好，虽然她没直接上过我的课，但因红霞和晓武的关系，再加上我们两家的菜园还在一起的缘故，对她我也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后来还有一件事，让我们两家差点成了亲戚。70年代初，我叔叔从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省第三监狱武装连转业到市里建国瓷厂工作，奶奶和我爸就准备张罗给他介绍对象。许老师有个妹妹，比我叔叔小一点，我父母和许老师都有意成全他们两个。后来因为许老师的妹妹没有正式工作，我奶奶就坚决不同意，此事也就作罢。

        董老师，个子比较小，她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很受人尊重。她爱人也是老师，与许老师的爱人都在京山小学任教。她有三个男孩，老大李荣，与我同年，老二李荃与我弟弟同年，我们四个是死党，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与我们其中一人挨上边，那另外三个人肯定都会受到牵连。幸好他们弟弟小，不能也会受不少冤枉。董老师因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知书达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语。从没看过她发脾气、训学生的时候。

       汪老师是个为爱情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的人。她在结婚前，就是鹅湖公社的妇女主任，是公社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她丈夫良仂（他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是桥溪村人。退伍回来，被安置在鹅湖粮站工作。这时有人把良仂介绍给汪老师。良仂长得一表人才，又有编制，是吃公家饭的。汪老师情窦初开，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好事总是双的，但对汪老师来说，却是一件十分苦恼的事。因为一纸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正在憧憬未来快乐小家庭生活的汪老师手上。原来公社为了重点培养她，保送她去上大学。当时保送大学的，后来就称作工农兵学员。汪老师陷入取舍两难的境地。面对一边是自己心里特喜欢的人，一边是上大学，而且是去上海上大学的天赐良机，她毅然选择了留在良仂身边。因为她生怕失去良仂这个绝配，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并辞职嫁到了桥溪，成了一名民办老师。她的年纪比我母亲她们小好多，她们四位善良的女老师也就成了要好的姊妹。八十代初，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要进行考试。汪老师第一次没考好，急得在我家大哭一场。我那时已经懂了一些事，还暗自笑话她：明明可以上大学，却为了找老公放弃了，现在哭也晚了。后来我家调回市里，加上一年后我又去南昌上大学，就再也没见过她。后来听说她有高血压，是患了脑梗去世的。她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前两年我遇到她的一个在直升机研究所工作的侄女，还谈到汪老师过往的事，真是令人唏嘘。

      几个临时老师，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了。比如说刘老师，我只记得她那是在上坝沌游泳，那标准的自由泳姿势真是帅呆了，让我们这些当时只会狗爬式的小孩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位男老师，我甚至都记不到他姓什么，但我记得他组建了桥溪小学，也有可能是全鹅湖公社唯一一支二胡表演队。我与红霞、李荣都是鹅湖表演队的成员。我们还到公社文艺汇演上去表演过呢。

        虽然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些小学老师们也没有什么学历背景，更没有传授多少高深的文化知识给我们，但她们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勇敢、坚韧勤劳、智慧忠贞、温柔闲雅的传统美德，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快乐的天，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港湾，让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她们的精神宛如涓涓细流滋润了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勇于前行，努力成才。

烟岚轩宇

（二十）村里的那些人

桥溪村在鹅湖是个大村坊，人很多，一个自然村就分成了六个生产队。我家在这里住了七年多，也认识不少村里的大人，但能在记忆深处经常浮现出来的，也就是几位了，也算是村里的能人，或者说是当时村里还有些名气的人吧。

       我还是先从旺刚的爸说起吧。在我心中，他绝对是村里最厉害的人。他是二队的放水员，我家也住在二队队部，离他家就十来米远，拐个墙角就到了，所以很熟。放水员这个工作说累也不累，说轻松也不轻松。但生产队稻田里的水何时放进，何时放出，都是他说的算。这工作需要胆大心细，需要丰富的种田经验。 从清明前后把早稻秧苗插好，他每天夜晚都要到稻田里去察看。农村里，那时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野外的田里就更不用说了，有时风一吹过，路边的小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小虫也此起彼伏叫着，很是吓人，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的胆子很大，一点也不害怕。在“双抢”时的夜晚，我们在大滩乘凉时，最喜欢听他和村里的老农谈评时，说那些鬼呀怪呀的事情。旺刚的爸也是我们村里仅有的杀猪匠，也许杀猪杀多了，见血也多了，胆子异常的大。他每晚在谈评结束后，还要扛把锄头，去田间地头看水去。他当时还有把土铳，村里几乎没有人有这东西。即便是村里的基干民兵，他们的枪也是锁在大队部集中管理的，除非需要，一般是不能拿出来的。我见过他从山上打来兔子、野鸡和麂子，也见过他和村里的民兵一起打来野猪。我们很是羡慕他家的小孩时不时还有野味吃。最让人羡慕他家的是，即便他家每年不养猪，家里的小孩也不需要打猪草，但他家都有吃不完的猪肉。

      因为全村的人家，过年杀年猪都得请他去，他杀一头猪所需的报酬就是两斤上好的猪肉。然后就是把他家里的小孩轮流派到请他杀猪的人家去吃杀猪饭。我家每年杀年猪时，他都是亲自来吃杀猪饭的。他还懂点医，在治疗跌打损伤方面有些经验。记得有一次我从竹床上睡着了滚下来，摔到一把竹椅上。也算是倒霉，竹椅上有把剪刀，摔下来时，左小腿不慎被剪刀刺中，还刺得蛮深，血流不止。我父母想了许多办法也没多大效果。特别是不得收口，天天涂红汞碘酒，痛得我要命。旺刚爸知道后，就叫我父母蒸了点糯米饭，然后把车前草等草药揉烂拌在里面，再敷在我的伤口上。不过在那大热天，檽米饭裹在小腿上都发馊了，散发出的难闻的味道，特别是还不能下河洗澡，我都被李荣李荃他们笑话死了。说来也怪，一个星期后伤口就收口结疤了。直到今天，那个伤疤还清晰可见。后来听说，他有一次到山上打猎，看到小水库坝上有一只体型廋小的的公麂子，水库坝下有只体型稍大的母麂子，还是只怀了孕的母麂子。以他平常的做法，一定是会打坝上的公麂子。但那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鬼寻到了。他鬼使神差地瞄准坝下的母麂子，扣动扳机，结果土铳炸镗了，把他的右手炸开了花。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也成了一个伤残人。从此他就告别了他的杀猪、打猎的生活。听说他自己还总结了一下，就是一生杀生太多，終得了这种报应。

     村里还有两位老太太，我印象也很深。一位是社泽的奶奶，村里人都叫她聋子嫲。那时物质匮乏，一般到了十月份后，村里有很多人家就没有油炒菜了，只好吃“红锅”。吃“红锅”就是炒菜时不放一滴油，炒出来的菜很不好吃。我家是吃商品粮的，平时油还是有吃的，只不过也是省着吃。在那年代，我记得我家因粮站没油卖，才吃了一天红锅。聋子嫲

没到没油炒菜时，就会到我家门口，大声跟我妈妈说“老师耶，没油吃哟”。我妈每次都会倒些许油给她。后来我家搬到鹅湖中学去了，就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大概是分责任田那年，他的小儿子，也是社泽的叔叔，因不愿单干，选择了放火烧房子，在把聋子嫲推出家门后，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自己也被烧死了。社泽一家也没地方住，后来就在桥港下他家的自留地上建了房子。1982年，我家上调到市里前，我还到了他家呢。那时就没有见到聋子嫲了。还有一位老太太，是个孤寡老人，住在村里往桥港下去的村口上，可以说从桥港下进村的第一家就是她家。她每天就是在家里一个人神神叨叨的碎语着，一个人眯眯摸摸做着家务。她是个地主婆，我看不出她有多坏。那时是讲阶级斗争的，虽然平日村里人对她不冷也不热，但到大队每次开大会时，她都会成为主角的。要么是基干民兵把她带到上祠堂，要么是我们这些红小兵押她去开会的地方。到了会场，她就低着头，十分老实地站在戏台下面，一动不动，很是配合。每次开大会，会场上都要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婆某某某”的口号。她听了也是无动于衷的，没任何表情。会后，大家也懒得管她，由她自己回家。

       前文《与鸟有关的故事》中，我提到过一位姓段的裁缝师傅，遛鸟只是他的小爱好罢了。他的主业是做裁缝，为大家做衣服。那时村里就两个裁缝，要为八、九百号人提供量体裁衣的服务，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他不是本地人，至于他家如何在桥溪定居，我也不得而知。他的手艺一般，但还蛮会创新。70年代中叶，我爸妈给我兄弟俩做套衣服过年，没想到，平常只会做中山装的老段师傅，竟然给我俩做了件小翻领的上装。弄得我俩觉得是女孩子的款式，都不好意思穿出去。后来听说这款式称作小西装，在市里很流行，我们这才大大方方穿出去了。

      村里还有一户姓高人家是从市里下放来的，住在村里大滩边上。高家的老三冬茂和我们关系挺好，经常在一起玩。他胆子很大，许多事，我们都是让他冲在前面。冬茂的父母是靠卖血养活一家人的。他爸个子不高，比较瘦。他妈个子比较大，而且比较胖。冬茂的爸妈都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鹅湖卫生院抽血。抽过血后，他家都会吃几天好的。我们两家菜园是紧挨着的，都在上坝沌边上。他父母都很勤劳，很节省。菜地也经营得比较好。冬茂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姐姐与我同年，不太爱说话。他们家在我家还未搬到鹅湖中学时，就回城了，也是听说在河西那边居住。

       村里与我家很熟的的还有媛友、社泽、养仂、奀老毛、菊仂、奀元等年轻人。媛友与我妈妈关系挺好，还喊我妈作姨。她也经常到我家串门。但后来听说她妈妈去世后，心情很不好。有个在村里很不起眼的，年纪比较大的单身汉经常找她聊天，安慰她。结果一来二去两人就生活在一起。他们夫妇在八十年代中叶，来到市里，在人民广场老的瓷器街摆摊卖瓷器。她家在西路，财政宾馆边的山坡上还盖了一栋房子呢，生活也很幸福。社泽、养仂和奀老毛都一直在村里，他们和我三舅关系挺好，但在我家搬走之后，就很少联系了。养仂比较不幸，儿子在海南不知什么原因被人杀了。菊仂一直与我妈有联系，前些年还多次接我妈去桥溪小住几日。奀元是我爸爸的学生，他当过村里的书记，也当过鹅湖镇的副书记。我和他妹妹容爱是同学。我们家每到年关，打年糕、熬冻米糖都是在他家里进行的。

      随着记忆的闸门打开，好像要写的村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像大队书记站着喝酒不会醉，一旦坐下喝，立马就会醉的奇人异事也还不少。在桥溪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壮年都很善良，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而淳朴的生活，即便是面对再大的困难，他们依然会努力用双手去耕耘这片土地，从不放弃。他们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勤劳朴实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