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烟岚轩宇

（二十）穿在师大

人活在这个世上，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四个方面，穿衣为什么会排在第一位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衣饰不仅是遮体保暖的基本要求，更是能够直接或间接的显示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显示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所以，人们对衣服的要求也就多样化了。不一样场合也就会穿不一样的衣服了。

        但在八十年代随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穿着打扮有了质的变化。年轻人不再满足单一的蓝色灰色，而是去追求五颜六色。色彩越鲜艳，越能获得年轻人的喜爱。喇叭裤、牛仔裤，蝙蝠衫等等成为当时的时尚。

    83年刚进校时，我对衣着并不怎么在意，也根本不了解哪些才是时尚，再加上家里因母亲住院，也没过多地去为我添置一些新衣。我带到学校去的那个比我年纪还要大的帆布箱里，装了两件换洗的藏青色外套，款式为中山装。一套绒衣，两套薄的卫衣，两条长裤，一件旧的白衬衣，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衣，一件军大衣和一件开司米高领线衫，再就是换洗的内衣裤和三双粗棉袜子。这就是我全部的衣装，能够保证我穿得暖这个基本要求。

       那时班上来自农村的同学比较多，大家都穿得很朴素，我们最时尚的衣服就是校服了。当时如果没有校服的话，在参加很多正式的活动时，我们都不知道穿什么装服才算得体。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适合那些活动的服装。女同学也一样，只不过颜色比我们男生丰富些。南昌几位女生穿着相对就要洋气好多，款式也比较新。那时万芬有两件上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件是方格子袖子的夹克衫，另一件是灰色牛仔布的上装，款式新颖，做工精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从未谋面的台湾舅舅，托人从香港寄过来的。她还有张照片是在师大青蓝湖亭子里拍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蝙蝠衫，并套上一件白色的羽绒背心，笑得很是甜美，彰显女生的青春活力。

       我们宿舍六个人，黄杰、封武比我们穿得要得体多了。我从未过过集体生活，独立谋划生活的能力就比较差。说实在的，家里当时每个月寄给我30元生活费，如果谋划好，添置一些新衣服，应该不成问题。可偏偏是每个月我都会花得精光，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衣服。
        那时在宿舍里，不管是谁的衣服，只要换下来没洗，挂在宿舍里。那马上就会有人接着穿。封武有件军装外套，只要他脱下不穿，我们立马排队抢着穿，一人一星期。所以我们男生的外套一个学期也难得洗上几次，也就难免有人会说我们男生邋遢，不讲究仪表。我那件军大衣也一样，一到冬天就不能离身。一脱下，转眼就不知道穿到谁身上去了。等到找回来时，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那时我最羡慕的就是杨瑞清了。他因在校运会上一鸣惊人，夺取三项长跑冠军，并打破校运会记录，入选了学校运动队。他领了好几套校运动队的服装和鞋子。那时因为中国女排的因素，运动服也就成了一种时尚。杨瑞清穿着上印有江西师大的运动服真是帅气十足。因为校运动队的服装太引人注目，我也从未打过偷穿他那运动服的主意。

       我主动去买衣服打扮自己，已是大三了。大三前，有钱时就知道逛书店买书，还霸气地花了60元添置了一台凤凰135的照相机。进入大三，我的身高比进校时高出不少，带来的衣裤都不怎么合身了。加上自己也到了爱美，想打扮的年龄阶段。我便到中山路那边的“小香港”服装一条街，买了牛仔裤、衬衣等。新衣服穿上身，感觉自己都变了个人似的，特别神气。正所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后来我还到八一商场附近的裁缝店订做过衣服呢。

       我们宿舍的周曙光，在穿衣方面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进校时也没有带多少衣服。特别是冬天，我还有军大衣防寒，他基本就是靠几件绒衣过冬。好像是在大三上学期，万芬看他没有毛线衣（其实我也从未穿过毛线衣），就带他去顺外大楼买上几斤毛线，再亲手帮他织了一件毛线衣。当周曙光接过那刚编织好的毛衣，非常激动地说：“谢谢、谢谢！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毛线衣”。他说这话时，眼睛都湿润了。我在2004年去深圳出差，见到周曙光时，他还谈及此事，并说要把那毛衣永久珍藏，因为这毛衣饱含了当年同学间互帮互助的友爱之情。

        即便到了大三下学期，我谈恋爱了，虽然对穿着有了些新的要求，但总体还是追求整洁 、舒适，不怎么在意款式的变化 。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这一传统，只求穿得得体、舒服，从不追求名牌。

       从人们衣着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从我个人在师大的穿着变化，也折射出我个人的成长变化。我从一个懵懂，不知道穿衣打扮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想打扮，爱美的小伙子。我想这一变化有年龄增长的因素，也有大学追求真、善、美的文化传统浸染的因素吧。

烟岚轩宇

（二十一）我的老师

从上周三，我没更新文章到今天是第五天。期间主要是老同学董春雨先生一直要我写一篇有关谈恋爱的经历 的文章。他说：“你如果不写这个内容，你的大学生活就是不完整的。”我想也是如此，我在大学最大的收获，不就在此吗？古语云：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不也是靠上大学得到了“颜如玉”，寻觅到了真爱吗？可在上周三，本想以 “ 爱在师大”为题，来回忆那段最甜美的经历时，竟发现自己无法写下去。因为爱人已逝，回忆是甜美的，但现实却是伤感的。她离开这个世界已有四年多，我的心境虽然慢慢平复下来，但回忆起那段恋爱经历，又再次让我的心境变得波动起来。故而只好按下暂停键，这六天来，也有不少好友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更新公众号文章。我只能说，这几天忙，没得空去写。我想再用10个篇章就结束《我的大学》这一主题。今天便以《我的老师》开个场。我知道有不少大学同学也在关注我的公众号，如有误就指出，便于我修改。再则，我所写的，都是我个人当时的真实感觉。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80年代初，中文系由胡守仁、余心乐两位老先生领衔的师资队伍，在师大那是首屈一指。我在师大四年，有幸遇到了这些学识渊博的老师，真的是十分幸运的事。

       胡守仁、余心乐两位老先生是我爸爸的老师，我刚进师大时，便去过他们家。两位老先生虽没给我上过课，但他们对我始终是非常关心，每次见面问的比较多的就是生活方面的事。特别是我临近毕业，两位老先生还不顾年事已高，到我宿舍来看望我，很是让我感动。

       我在前文《我的大学•师院人》一文中，曾谈起我在师大上第一节课的情景，王琦珍老师的《写作通论•绪论》让我难以忘怀。随后沈世豪、熊述隆两位老师，更是让我们折服，他俩都是江西文坛有名的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妙趣横生的故事，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沈老师还作为指导老师带领7组的同学，到景德镇一中开展毕业实习活动。在实习期间，与我父亲经常在一起交流。1990年，沈老师因为写反映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亚细亚的太阳》，还到陶瓷学院做过报告，专门介绍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的的故事。我那时正好出差在外，未能到现场聆听他的报告，实乃一大遗憾。后来就听说他调到厦门去工作了，就基本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

       与我们班接触最多的要属王以宪老师，他是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文学》的老师。他83年硕士毕业，分配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一毕业就正好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他性格很开朗，与他在一起时，经常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是南昌人，除上课以外的时间，他都是一口南昌话。王老师经常到我们班宿舍串门聊天，我们也很乐意与他在一起下棋，吹牛皮。他的围棋水平不高，那时我隔壁宿舍的叶蕨武经常和他对垒，谢挺也经常会与王老师过过手，大家互有胜负。王老师在讲到屈原部分时，他在课堂上采用激将法，让我们去背《离骚》。他说：“别看你们班100多个人，能背得下《离骚》的不会超过两只手。”那段时间，弄得我们非常不服气，天天不是在青蓝湖边，就是在大操场旁背《离骚》。结果还真没几个人，能从头到尾背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李国平还算顺利过关。后来王老师不上我们的课了，他也照样经常到宿舍里找我们下棋聊天。他曾说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唐老师是我们的政治辅导员。那时我们都很纳闷，政治辅导员难道不是班主任？但也没管那么多，在我们心目中，唐老师就是班主任。毕业后，我与王老师还多次见面，谈起过往趣事时，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发出那爽朗的大笑。

        还有一位老师，他出场亮相，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讲授《古代汉语》的宋易麟老师。我记得他上课自我介绍时，就在黑板上大书三个字“宋一0”后，并指着这三个字说：“方便大家记得我，我的名字叫宋、一、0”。这可把我们全班同学都逗乐了。我的《古代汉语》成绩还可以，但《现代汉语》成绩就不怎样，主要是语音部分，我弄不明白，所以学得也就没什么劲。

        在上《外国文学》时，有两位老师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喜爱。一位是傅修延老师，一位是陈融老师。他俩都是硕士毕业，口才特好。傅老师在我们大四上学期，还给我们开了门《文艺批评新方法论》，主要讲授比较文学。这课内容很新，很丰富，当时是以他出版的两本书为参考教材的。我们班120人，几乎全都选修了这门课。傅老师后来还担任了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我们也曾多次见面。陈融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法国文学，他上课的声音很有磁性。我至今还记得他讲《悲惨世界》冉•阿让的故事的情景。故事主人公的坎坷经历，在他那魔力般声音的讲述下，是那么的感人。后来听说陈融老师后调到上海工作去了。其实我外国文学的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我爸爸的同班同学肖采云老师。

       当时给我们上过我课的老师还有刘世南、陶今雁、汪大钧、曾子鲁、汪木兰、陈鼎如、赖施娟等老师。刘世南老先生好像只给我们讲了几次课，他说古代的诗歌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他还在课堂上给我们唱了好几首诗。因时间久远，其他的专业老师就不太记得了。

        那时我们也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大学生道德修养》四门课。《大学生道德修养》这门课是由我们辅导员唐乾贵老师讲授。其他三门课，我现在只记得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曾在他给我们上课（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的那年春节前，江西电视台还采访了他。记得好像是谈年前破获的烟草走私案件。为此我对这位老师还有点印象。

      毕业38年了，无论是关系密切，有联系的老师，还是从未联系过的老师，我都要深深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殷切教诲。虽然绝大多数专业知识已没派上用场，但他们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他们对知识的永不停歇的追求；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都深深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在教育战线工作了38年，也算是桃李满天下吧。

烟岚轩宇

（二十二）大学同学

岁月如梭，38年转瞬即逝。在师大的四年，我们曾并肩前行在校园，情谊的种子便悄然生根发芽。38年后的今天，这颗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同学的情谊就如绵绵老酒历久弥香；它美丽如花，始终装扮我们的人生。

        中文系83级，120位同学，其中男同学90人，女同学30人，此外还有数位跟班进修的同学。四年的朝夕相处，自然也就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而今打开回忆之门，这丝丝缕缕的人和事，就宛如昨日再现，历历在目。

       班长罗刚鸣，他是50年代末的人，自带工资来上大学的。大一时，我们都住在一楼，几乎天天在一起。后来他和我，还有封武，我们三人干脆在一起搭伙拼餐。除早餐外，这样一来，我们仨中、晚餐都吃在一个锅里，其乐融融。后来我和封武搬到三楼，罗刚鸣搬到二楼后，搭伙拼餐的日子就结束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别看他在班上年龄最大，打篮球、踢足球时，他照样冲锋陷阵。他是在大二时，接手班长这一职务的，在他的领导下，班上的凝聚力逐步加强。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班的男生不再是分开居住的因素（当时有3个组住在8栋）。

       学习委员饶礼喜同学，他个子很高，戴副眼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很有儒雅气质。他83年高考成绩526分，在全省文科总分排名第十，但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填报江西师范学院。这一点让我们当时很是好奇。后来他解释说，他的志向想当一名中学老师。他学习很认真，班上的墙报也是在他努力下，经常更新。在班上，虽与他接触不多，但我非常佩服他。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上名牌大学的机会。毕业时，他又放弃分配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的机会，一门心思就是回抚州临川。最后他如愿以偿，分配到临川一中任教。2014年，我和万芬一起去抚州，与亲家商量孩子的婚事时，我们和他见了一面。当时抚州的同学请我们夫妻吃饭，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赶来，没坐多长时间，他又匆匆与我们告别，再三说：“真不好意思，今晚我值班，要查晚自习，不能陪你们了”。言词非常诚恳，令我十分感动，一个对事业如此执着、认真的老师，真是他的学生的福气。后来我听说，经他培养的学生有60多人考进清华、北大，有十几个人高考语文考满分。正由于他突出的业绩，他也被评为江西省语文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今年8月，我们组上几个同学相邀去抚州，又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他虽已退休，但还在一所中学任教，这辈子都离不开三尺讲台了。

      我还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名叫黄忠东，赣州南康人。平常看上去是个很随意的人，无欲无求，犹如得道的世外高人。但他很内秀，学啥像啥。摄影、冲洗相片、弹吉他等等，他都学得有模有样。我们班同学的毕业照片都是他冲洗的，那段日子，每天晚上他都是在暗房里度过的。在宿舍，他住二楼，我住三楼，也没影响我俩经常在一起。毕业时，他还写下留言教育了我一阵。说要跟他学吉他，得先交肉条。再就是告诉我学什么都别太认真，就像干什么事都不必太认真一样，学会自我陶醉就行。最后来了一句特煽情的话：“分别后，我找谁去玩？问谁要烟抽？……哎，连个吹牛的人也没有了”。89年底，我去赣州开会。他得知我到赣州，便从南康赶来看我。我和谢日元、黄忠东、黄文明四人，在黄文明的宿舍里，喝了一个通宵酒，当然也是吹了一个通宵的牛皮。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们把我送上去南昌的班车才作罢。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黄忠东后来当上了南康蓉江中学的校长。他们学校参评省重点中学时，是景德镇市教育局局长吴才有带队去考评的，吴才有局长是我在景德镇一中复读时的数学老师。蓉江中学有不少学生到陶瓷大学就读。或许这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吧。

      介绍了几位男同学，就必须要介绍几位女同学，否则那半边天会有意见的。班上30位女同学，因为万芬同学的关系，她们对我都很热情。我平常与她们开玩笑时，除了几个比万芬年纪大一点的，我都要她们喊我姐夫。我组里除万芬外，另外三位女生，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累赘了。先说说万芬宿舍的几位吧，打扰她们快两年的时间，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不过那时为了谈恋爱，脸皮比较厚，不管她们高兴不高兴，我都会往她们宿舍里去。她们宿舍一共六个人，李洁（鄱阳）、郑虹（上饶市）、徐新华（九江瑞昌）、舒红梅（萍乡）、周旭清（鹰潭，我组里的）和万芬。她们几个人，心地善良，对我从未有过不满情绪，总是笑眯眯地对待我。其实我当时也很担心她们会去唐老师那里告状。因为当时学校有纪律，男生不能到女生宿舍串门。在她们的宽容下，我的恋爱很是顺利。

       王莉红和邓琳都是南昌人，她俩与万芬关系很好，经常一起进出。王莉红家住在棕帽巷，我与万芬去过多次。

     王云兰同学，虽与我不在一个小组，但毕业实习时，因万芬调到昌河中学那个小队去了，王云兰便分配到我们小组，与我们一起参加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她喜爱文学，经常写诗写文章，《江西师大报》上发表过她的诗文。我们班上的墙报，每期都有她的文章。记得她的笔名是“紫薇”。当时我还不知紫薇所谓何物呢，直到看《还珠格格》时，才知晓原来紫薇这名字是那么的高大上。

        在向大家介绍一位很有才气的女生，她是抚州黎川人，名叫王琼。她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经常写写诗。毕业她分配到黎川一中工作，我在2000年，曾作为省委组织部选派的年轻干部赴黎川做任职前的调研，与她见面交流过。她在黎川一中的名气很大，我住在井戈村，该村会计的孩子，在黎川一中就读，经常在我面前说王老师怎么怎么厉害。因为家庭的因素，我最终放弃了去黎川任职的机会，也就与她联系不多了。后来听说她去了地处南昌县的力迈中美学校任教。

       我们班大多数同学一直都在教育口工作，也有不少转行的，有从政的，有在企业任职的，还有当律师的。无论在那个岗位上，他们都能出色地展现出独特风采。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后面的文章中，我还会提到其他同学的。

       今天我特地把我的毕业纪念册找了出来。在《明天，我们再相会》一文中，我看到了一组数字，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们全班120人，有42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0人光荣入党；有84人次获三好学生、46人次获优秀学生干部、66人次获奖学金，二人获全校三好标兵；12人参加了双学位考试，29人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这是一份绚丽多彩的青春答卷，是由我们每一位同学，用各自不同的色彩，共同绘制出来，是我们中八三最宝贵的校园记忆。回首过去，是那些纯真无邪的笑容和无数次的相互扶持，让我们学会了珍惜与感恩。展望未来，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是花甲之年，但心中的那份同窗情谊仍如同纽带一般，把大家紧紧相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江西师范大学中八三。

烟岚轩宇

（二十三）师大里的景德镇人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异乡偶遇同乡，能缓解 孤独，带来归属感，还被列入“人生四大  乐事之一”（他乡遇故知）。社会流传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的老话，说的就是这个理。

      刚进师大那会，我从谢日元那里得知有“老乡会”这么一个组织。他们赣州人有个赣州老乡会，会组织一些活动，帮助新来乍到的同学适应新的环境。而后，我又听说有九江同乡会等等。于是，我也曾多次想过会不会有景德镇老乡会来召见自己。遗憾的是在师大四年，我从未听过有景德镇同乡会这么一个组织。也许是景德镇人喜欢特立独行，秉承了“人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城市性格，老乡观念比较淡，大有一种“天下谁能不识我”的气度吧。不过即便是这样，当我在校园里听到景德镇的乡音响起时，内心仍是充满激动，渴望着与这些老乡同学相识，成为朋友。

       在大一上学期，因为没有同乡会这样的桥梁，我除了几位同学外，也没有多认识几个景德镇的老乡。接触比较多景德镇老乡的时候，是在大一放寒假，乘火车回景德镇时，我发现整节车厢，都是在师大求学的景德镇人。这个时候，大家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会相互寒暄着。当时我是和董春雨相邀一起回家的，我俩那时看上去还有点土里土气，不像市里人，与我们打招呼的就不是很多。那时我就想，要是师大有景德镇同乡会，那该有多好。通过同乡会我也就会认识很多老乡了，也不至于在车上认不到几个人，而陷入寂寞的旅途。我还问过董春雨，江西大学是否有景德镇同乡会，他给我的答案是没有。由此看来，我们景德镇人真的是不喜欢搞小圈子，而是乐意与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

     不管怎样，我在师大四年，还是遇到了几位优秀的老乡同学。前文我介绍到师大报到时，遇到的郑昕芾师兄就是其中一位。虽说我们同在一个系，同住一栋楼，同在一栋教学楼上课，共同生活在师大那个校园，但我们见面次数却是少得可怜，也就谈不上有交情了。若不是毕业后，我们因工作遇到一起，那肯定也就成不了挚友，只能算是萍水相逢一场罢了。

        陈良富是我在鹅湖中学的同学，他82年考上师大地理系。我是在校园里与他偶遇的，当时我俩都很兴奋，他还邀请我去他宿舍。由于他住8栋，我住5栋，上课也不在一起，吃饭的食堂也不在一个食堂，再加上他除了早上跑步锻炼（他的中长跑成绩蛮好），就是图书馆、教室学习，不像我课余时间，基本上就是打球、下棋、聊天，晚自习也是去的比较晚。所以我俩基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在师大见面交流的时间就不多。直到他毕业，分配到景德镇一中工作后，我放假时，就会到他宿舍坐坐。这种情况也仅仅持续了二年，88年，他便考取了陕西师大的研究生，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大气遥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妥妥的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与我一起考上师大的高中文科班的同学，还有吴一凡、余孝平和张晓君（女）三人。一凡和孝平在外语系，他俩住在一个宿舍，张晓君在教育系。我与一凡、孝平接触比较多。一凡喜欢踢足球，我们经常在足球场见面。孝平喜欢唱歌跳舞，周末的舞会，他一定不会缺席。在他们宿舍，我又认识了老乡刘亚辉同学，亚辉是从蛟潭考上师大的，与我班上的程冬久和胡银娇是高中同学，他们都属于景西区的。我们经常互相串门，我宿舍的同学都认识他俩。一凡个子比较矮小，但身心开朗，他踢足球时，司职前锋，很是灵活，有点像“矮脚虎”赵达裕。加上他时不时还会抛出些冷幽默，深受大家喜欢。在大家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开心果，只要有他在，一定会充满欢声笑语。他们三人毕业后，都分回景德镇工作，我们接触的时间就更多了。张晓君住在一栋女生宿舍，平常我们也不好意思去找她。我还是陪在江西大学求学的贺雅宜同学，去过她那里一次。所以虽是高中同学，也没有多少交流。她好像是在大三下学期谈起恋爱的，对象是她班上的同学，也是我班上李国平湾里的高中同学。

       我认识政教系83级的冯国平，是在一个偶然的时候。当时临近吃晚饭，我与胡小明、盛玉煌在5栋门口聊天，他正好路过。他好像与胡、盛是同学，互相认识，就过来打招呼。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估计他是个学习狂，我很少在运动场上见到他。不过只要我们在校园，或放假回家在火车上见面，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聊会天。毕业后，他分在一中教政治。我爸爸当时是文科班的班主任，就邀请他到文科班任教。那届文科班高考成绩非常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他被评为景德镇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一时风光无限。他调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任对外宣传办公室的主任后，因工作关系，我与他联系就十分密切了，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后来还成为了景德镇教育系统的掌舵人——景德镇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在大二放寒假的火车，我认识了音乐系的刘建军，他好像是81级的。那时南昌至南京西的火车已经开通了，只不过我们要在晚上上车，大概天快亮时才到景德镇。我们坐的那节车厢全是在师大求学的景德镇人。年轻人在一起自然是十分热闹。我与刘建军的座位挨得很近。火车开行了一段时间，他便把小提琴盒取出，调试了一下音节，便开始了他的小提琴演奏。那琴弓在弦上划过，拉出一串串悠扬的旋律，那如丝如缕的琴声，在车厢里流淌，带给大家无尽的欢乐。笑声、掌声、琴声交织在一起，把车厢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午夜时分，不少同学在他琴声中，慢慢睡着。我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的听过小提琴演奏，这次回家的旅途，让我大饱耳福。也让我认识了这位音乐才子刘建军。我后来买吉他时，还是请他去帮我挑选的。他毕业时，他们班上在音乐厅，举办了一次交响乐演奏会，我也去观看了。他在那次演奏会上，担任了首席小提琴手。毕业后他分配在景德镇第十一中学任教。我毕业分配在第二中学任教，经常会从他学校门口经过。88年，我调入陶瓷学院工作后，我俩就没有再联系了。

       在师大的景德镇人还有很多，我认识的还有江慧敏（物理83级）、吴桂琪（外语82级）、程亚（外语系84级）、郭夏生（外语84级）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在师大四年，我们景德镇的师大人虽没有同乡会这个桥梁，但只要熟悉的乡音响起，就会让彼此感到无比亲切，心与心的距离立马就会拉近。这也许就是古话说的：老乡见老乡，非亲亦是亲吧。

烟岚轩宇

（二十四）趣事拾忆

大学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有年轻人就有活力，自然也就趣事多多。

       大一时，因为刚进校，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不敢太张扬。大二时，8栋的同学也搬到5栋居住，我们班分在二楼和三楼的东侧。人多了，热闹了，事也就多起来了。我住5栋一楼时，还没注意窗外有老鼠。住进305室，房间在北面，加上屋外的树木很是高大，常年没有阳光照射，晒被子要么抱到楼下去晒，要么就到对面李建亮他们宿舍去晒。南昌的风比较大，所以我们宿舍的窗户基本上是关上的。有一天我随手把窗户打开，把头伸出四下探望，结果有了重大发现。一只硕大的老鼠轻轻地从一个洞口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它灰色的毛发柔软细腻，一双明亮的小眼睛闪烁着机智和警惕。在离鼠洞不远处，也不知是谁把吃剩下的馒头扔在那里。老鼠窸窸窣窣地缓慢爬到馒头边上，用那尖尖的嘴巴拱着那馒头。那神情十分逗笑。我赶紧叫来宿舍的同学一起来看。那楼下的老鼠或许是听到我的叫声，“嗖”的一下就溜回洞里。我们几个屏着呼吸，趴在窗户上，盯着看那只硕大的老鼠。那老鼠又小心探出头，四处瞅瞅，再次爬到那个馒头边上，使劲往它的洞口拖去。这时不知从哪又跑过来一只大老鼠，与其争夺起来。两鼠争馒头，煞是好玩。恰好路上过来几个人，把两鼠惊散了，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关上窗户。当时我们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窗外的老鼠来。

      说实在的，我还真没见过那么大的老鼠，也许是师大的伙食好，油水多，那老鼠也吃得个油光闪亮，体格健壮。其实我们的洗漱间里也时不时有大老鼠在活动。我还想过，如有一把气枪就好了，每天可以把这大老鼠当靶子射杀，说不定这老鼠肉也很好吃。老鼠肉我们是没吃到，但有一个同学晚上睡觉时，却被老鼠真切地“亲”了一口呢。

       集体生活很是热闹，特别是男青年在一起总会弄出些惊喜来。那时大家都是拿着碗，去食堂打饭菜回宿舍吃饭。吃完饭，谁也不愿意去洗碗。于是我们便想起一个法子，翻书——比最后一个数字的大小，大的赢，小的就洗碗。这个游戏，起先是在个别宿舍里进行，后来就像滚雪球似的，在全班同学中流行起来。二楼、三楼分别决出洗碗者，再进行最后决赛。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参加人数最多的。大概有70多个碗堆在那里，周边围满了同学，个个都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在扇风点火。两位同学站在桌旁，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放在桌上。他俩依次翻书比数字大小。当翻出一个数字，全场就发出“噢”的惊呼声。两人翻完书页，比赛结束。赢了的，喜笑颜开。输了的，望着那一大堆碗，苦笑地摇摇头，无奈地请大家帮忙，把碗搬到洗漱间去。每天到吃饭时，我班的宿舍区域，都是如此热闹非凡。其实我们每天去领碗时，自己还得拿回来洗一下。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年代没洗洁精，甚至连洗碗布都没有，那么多碗能洗干净吗？这只不过是图个乐子罢了。

        当时我们每间宿舍的脸盆架都是放在走廊上的。脸盆、漱口缸、牙刷、牙膏都是放在脸盆架上。起初没注意，那牙膏用得比较快。一支牙膏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挤不出来了。为了应急，我便去同学的脸盆里找牙膏。费了好大功夫，终于找到一只也快挤完的牙膏。我这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把牙膏所在抽屉里，用得时候，就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锁进抽屉。后来发展到洗衣的肥皂和洗澡的香皂也必须用后，收起来，不然转眼也就不知踪影了。这事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地道。有的同学的牙膏、肥皂被人用了，也会在走廊上大声骂人，见没有人去理会，也就作罢。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这种现象的出现，也算是当时集体生活的一个小缩影吧。

      宿舍洗漱间一定是诞生男歌星，而且是男高音歌星的绝佳场所。那时师大虽有澡堂，但排队洗澡实在是麻烦。有时洗了一半，它还会停几分钟热水，让你光着身子休息一下。我们这些喜欢踢足球的同学，往往踢完球，再去洗澡，已经没有热水供应了。好在那时师大供给学生宿舍的自来水，是自己从水井抽上来的，冬暖夏凉。我们这些人踢完球后，往往就是在宿舍洗漱间里，冲上两桶水，快速洗个澡。冬天冲冷水澡，需要一点勇气。勇气从何而来，自然就是放声高歌。只要一听到，洗漱间传来鬼哭狼嚎的歌声，那绝对是有人在冲冷水澡。我亦是如此。穿条短裤，站在洗漱间，把一脸盆冷水从头浇下，快速擦一遍肥皂，再浇上几盆冷水，冲去肥皂沫，这澡就算是洗完了。当那冷水冲下时，会让你不由得打个冷颤，同时也会激发你大全部的音乐细胞，哪怕是周曙光平常不唱歌的人，此时他也会大声唱上几句。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自由高歌，最流行的歌曲应该是《上海滩主题曲》和张行的《小秘密》等。

       集体生活中的趣事还有很多，我这算是抛砖引玉吧，请看到本文的中八三同学，也打开回忆的闸门，把那些有趣的事，拾起来晒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