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三十六）

76年粉碎四人帮后，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中国的教育也在悄然发生了变化。鹅湖中学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时间慢慢减少。烧窑的次数减少了，78年就干脆停烧了。那窑也就成了我们平日休闲发呆的好去处。81年左右，学校食堂开始烧煤，从此我们又告别了砍柴。学校也就没有多少劳动了，所有学生也就以学习为主，重心放在课堂了。

应该说初二才是我真正的初中学习的开始。初一进教室上课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劳动教育的时间长。反正也就是瞎混，也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进初二学习。那时高考对人的震动很大，大家陡然觉得，要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这条途径最便利。学校老师也开始暗暗加劲，对学习要求也高了很多。加上77年——79年，三年鹅湖中学的高考成绩还不错，钱钶、武智理两位老师也是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特别是出了个万钟同学，高考成绩在全市都名列前茅。我爸爸还代表鹅湖中学到市里群英堂参加了表彰会。好的成绩自然也刺激了老师的干劲，也极大地鼓励了在校的学生。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拼命地学习。我上初二后看到77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翻译是刻舟求剑那段古文，作文是“难忘的时刻”时，曾牛批嘻嘻地说：“这高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简单的题，谁还不会做啊？”可后来我的高考可给了我当头两棒。我上初二那会儿，有件很搞笑的事，就是那课本分上下册发放的。到期中考试时才发下《语文》和《几何》，而且是上半本，正好是老师讲完的地方。剩下的半本，快到期末考试了才补发下来。教材采取上下册发放的形式，估计我是占了独一份。后来才知道，国家恢复高考时，把所以的纸张全部调去印试卷了，我们的教材印刷也就受到影响。当时我们还没开设物理和英语课。这两门课和化学课都是在初三才接触到的。

我当时的成绩在班上还算是排在前面的。成绩最好的就是方红霞了，她学习很努力，平时很少玩，不像我们这些男孩子，一有时间就想到出去玩。所以在78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她成绩最好，被景德镇师范学校录取了，也就是说她成了一名准老师，是个公家人了，有了铁饭碗。我妈妈那时总是拿她来教育我，经常吊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人家红霞，她多争气。你再看看你，一天到晚就晓得玩。”话听多了，人也就麻木了。我当时是考了一百零几分，就没有上高中，而被录进了唯一一个初三班，也是鹅湖中学第一个初三班。

初三班的同学就来自各个公社。庄湾的徐强、王镇春、汤志芳等；渭水的陈良富、王军龙、陈国清、刘七斤等；瑶里的潘行涛、吴泉胜、方革新等。我们鹅湖中学也有蛮多人，朱平辉、李明山等。还有一个和我同过桌的陈义年，他好像是天宝人。新老同学聚在一起，又开启了一段新的求学历程。

说实话，那时鹅湖中学的老师教学水平也不是很高，特别是进初三后，新添了物理、化学和英语三门课。老师教的累，我们也学的累。力学和化学分子式等内容，直到我81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都还没搞清楚。

我初三的班主任是胡金堂老师，他是浙江淳安移民，家安在坑村，也就是桥溪村去朱锦村的路边上。从胡家拐个大弯，上个坡便到了。那时我家没搬到中学去的时候，他住在我爸爸的宿舍斜对面。他人很好，但对我们要求很严。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带有浙江淳安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有些意思。胡老师很喜欢喝酒。每天吃完晚饭，他都会和他的移民老乡——陈齐心老师、胡忠友老师一起去散步，从鹅湖中学走到午家项，再走回鹅湖中学。胡金堂和陈齐心两位老师走到午家项，就一定会去路边的供销社打上二两酒喝，没有下酒的菜，也没有孔乙己说的茴香豆。偶尔口袋里会揣几粒花生，两个人就这么端起杯子，仰起脖子一口闷掉。喝完了，放下杯子，也不说多余的话，又开始往回走。在我读高二时，胡老师不幸得了癌症。我记得我们班上还组织大家去鹅湖中心医院看望他。他去世时，我们也去他家为他送别。

我初三的英语老师，开始是梅老师上，后来，吴德祖老师来了，就由吴老师教。吴老师当时也是刚刚学会英语，上课时还有些紧张。我们当时的师生感情很深，亦师亦友。直到现在我们也还保持联系。他还是我小孩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这时的吴老师，已是市十三中副校长、景德镇知名的英语老师了。后来他到市第九中学当校长了。

读高一时，学校开展了许多学习活动，想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那时我爸爸就比较忙，忙着开讲坛讲故事。他还组织了一次全市语文公开课，举办了语文知识游园活动。

高一下学期渭水公社的几个同学，王军龙、陈国清、刘七斤等人就没来鹅湖中学读书，后来听说他们去了黄泥头中学学习。81年高考，我是到黄泥头考点参加考试的，还碰到了他们。那时我学习也算是蛮努力，早自习、晚自习从未缺席过，学习成绩在班上也不算差。每天还会挑灯夜战，看书到深夜，但我的第一次高考是以惨败而告终的。关于高考这段经历，我会单列一章来回顾。

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过去，我也就一天天长大，慢慢也懂得了许多人生的意义，也知道去努力。81年下半年我复读时，还与董春雨同学在砖瓦窑那片板栗树林的树上，用小刀刻了“立志”两个字。当时立志实际上就是立志上大学。
立志上大学，是我们那代人不懈的追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挤上那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其惨烈程度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烟岚轩宇

（三十七）迷上了手抄本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国曾在地下流传着一些手抄的文学作品，我们称之为“手抄本”。因为这个时期仅允许少量书籍出版，比如说《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的。地下手抄本以反特侦破、爱情与性、爱国题材、神话志怪等内容为主，作品多佚名且通过手写传抄或接力复制流传。

我接触到手抄本时，应该是在79年上高一的时候。我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之后三年，鹅湖才开始流传这些手抄本。我想也许是当年鹅湖流行时，我还小，还不清楚这事罢了。那是我一位小源的同学，名叫和俚。他为人很好，比我大几岁，他是我上高一时，分进我班上的。他对我很是关照，有一年过年，他还特地带我去他家玩了两天。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笔记本给我看。我打开笔记本，看到扉页上手写三个大字“梅花党”。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一本手抄的小说。我一听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看起来。那故事很是吸引人，那抄写的钢笔字也写得非常飘逸，很是美观。我大致还记得是《梅花党》讲述的是国民党在败退之际，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梅花党”，共产党一名特工人员曾试图偷取梅花党组织名单，但未成功。后来又是什么潜艇图纸被盗，在一个教堂的楼梯上发现一只绣花鞋。再后来不是在香港，就是在南京、武汉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最后梅花党覆灭。这里面的故事，很是恐怖吓人，夜里看了，让人不敢睡觉。听说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很受大家欢迎。我顿时也被迷在里面，第一次读到这种悬疑小说，就别提有多兴奋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做了分工，一人抄一部分。我负责炒前三章，也就是一双绣花鞋那些章节。分到任务后，我每天就是拿个笔记本拼命抄，根本没有心思去看政治语文英语，去做数理化的题目。

没想到的是刚抄完《梅花党》，和俚又弄来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本书虽没有《梅花党》的离奇事件，但对我的吸引力依然很大。我又继续加入了抄写的队伍。《第二次握手》小说描写的情节挺感人的，主要是描写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两人都是有才能的学者相恋了，可因为某些原因分别了，一个留下来，一个去了国外。解放后，去国外的在国家的招唤下也千方百计回国，用自己的学到的知识为祖国做贡献。记得当时抄这本书时，抄到相隔十几年后两人第二次握手时，我真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第二次握手》后来出版了，也出了电影。此时，出版的书看过后，自我感觉真的不如手抄本好看。也没有像抄手抄本时那样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抄完《第二次握手》后，我又开始期盼和俚带来新的手抄本。那段时间，满脑子就是手抄本。后来班主任胡老师发现我们在传抄那些小说，就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看这些书，是要中毒的，要被抓起来的。他还把我们辛苦抄写的两大本小说撕的粉碎。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去抄那些地下流行的小说了。虽说不想，心里却痒痒的。过了大半个学期，我们才慢慢把心思再次放到学习上。

后来我在江西师大中文系学到当代文学专题时，老师还专门提到了手抄本流行这件事。老师说手抄本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除了阅读所带来的欢愉，它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一种精神上突破禁忌的地下探索，而且因为时代的特殊性给了传阅人一种特殊的动力，越不让看，人们就想尽办法也要去看。这就是那个时代文化压制的必然结果。我想当年我迷上了手抄本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烟岚轩宇

（三十八）第一次高考

从77年恢复高考后，过了四年，我也来到了高考独木桥边。那年我16岁。

在迷上手抄本，被胡老师一顿狠批后，我也就慢慢收心，努力去看书做习题。转眼就到了80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二，离高考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就连平常什么都不太在乎的我，也觉得有点时不待我的感觉，一门心思扎进了书本。那时教学条件还是很差，加上鹅湖也比较偏远，与市里，乃至省里的中学互通信息几乎没有，全凭老师闭门摸索，一边教新课，一边帮我们复习。写作业用的试卷是老师用钢板刻出来，再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有时油墨多了，试卷字迹模糊，还容易弄脏手。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是很好，怎么学，都没个起色，弄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梅老师的弟弟一直在鼓励我。

梅老师是乐平人，我的英语老师，他的弟弟是退伍军人。他一退伍就到鹅湖中学补习，参加高考。乐平当年还是归上饶地区管理，所以他高考报名也是在乐平，考试也要回乐平去考。1981年，是他第二次参加高考，当年他已经24岁了。他有着军人那种不服输的劲头，每天都会督促我学习。他考的是文科，我考的是理科。在他的督促下，我也卯足了劲，拼命地去学习，但效果寥寥，没有起色。我、董春雨和他三人还在鹅湖中学大门口还照了一张合影，当时他手指向远方说：努力吧，希望就在前头。

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我反而有所放松。我爸爸告诉我：“你还小，今年考不起，明年再来过”。好像那一年还举行了一次预考，说是预考过了，才能参加正式高考。我预考还算顺利，取得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就这样，我的第一次没有任何内外压力的高考静悄悄地来了。我也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对高考充满了好奇。

     80年代初，景东区的高考地点，是设在黄泥头中学。当年7月5日，与梅老师的弟弟告别，相互还鼓励了一番。7月6日，我便与朱平辉等人一起搭班车到黄泥头中学去参加高考。陪我们去的老师好像是万重斌老师。我赶考时不像现在，有的学校还组织送考仪式。当年的我们就是带着一张草席和换洗的衣服，背着装着复习资料的黄书包赶赴高考点的。我还给奶奶带了一大篮清晨摘下来的蔬菜，有辣椒、茄子、豆角和西红柿。快到中午时，我们赶到黄泥头中学，安排好住宿，就遇到了曾经的同学王军龙、陈国清、李金发、刘七斤他们。他们就带着我们去食堂打饭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开心的很，全然没有紧张感。我吃完中饭，就赶紧坐上公交车，给奶奶送蔬菜去，因为下午还要看考场。在王军龙他们带领下，我们去耐火厂后面的南河洗完澡后，他们都去看书。而我却跑到黄泥头中学隔壁的地质队看露天电影去了。如果放在今天，在高考考点边放电影，那一定会遭到大家的谴责。但在当年，好像你考你的，我做我的，谁也不碍着谁，自由得很。哪像现在，一到高考，在考点周边道路上都有警察执勤，并美其名为高考保驾护航。

      7月7日上午，我终于踏进了高考考场。第一场考试是语文。第一道题就是拼音，一下就把我打晕了。再一看作文题目是《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议论文，我整个人的脑袋瓜子就更懵了，心里开始发慌。因为我平常在议论文方面训练得不够，老师也主要是让我们写些带记叙性的文章。好不容易才熬到交卷时间，这时的我已经汗流浃背，疲惫的很。等到下午考化学时，一方面是天太热，容易犯困，另一方面前一天晚上看电影太累，其三就是我心态太好，不在乎考试结果，导致我大出洋相，在考场呼呼大睡起来。随后两天的考试那就更是瞎蒙。三天，七门功课的考试终于结束，我也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不管成绩如何，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高考结束了。那年高考总成绩是580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都是100分，英语卷面满分按50%计算，生物满分按30%计算。鹅湖中学只有朱平辉一人考上大学，录取到江西大学。而我的最终成绩两百零几分，名落孙山，数理化三门加起来没超过100分，倒是生物考了个满分，得了30分。我爸爸看了我的成绩，勉强笑着说：“算了，你还是改学文科吧。你数理化基础太差”。我也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改读文科了，开始了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征程。

烟岚轩宇

（三十九）第二次高考

第一次高考惨败后，我遵照我爸爸的意思，改学了文科。那年暑假，我也想了很多，说自己不努力，好像也说不过去，明明自己在后一阶段冲刺时，也在拼命看书复习，每天都会弄得很晚。你说老师指导不行吧，那为什么朱平辉又会考上呢。不过我在参加工作后，回想起我的第一次高考经历时，我感到十分羞愧，自己真是个奇葩，竟然能在高考考场上呼呼大睡，估计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人。所以当年考不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真考取了，那可真是奇迹发生了！

81年9月，我再次回到教室，开始了第一次复读，而且是跨科复读。由理科改学文科，从头学习历史和地理。历史还好办点，自己从小本身就喜欢历史故事，而地理是全新的，以前从未接触过。鹅湖中学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地理老师，就让钱章福老师代上。钱老师是钱珂的父亲，他家就住在午家项边上的一个村子，也是浙江淳安移民过来的。钱老师人非常和蔼可亲，他家几个儿子钱钶、钱铝、钱钿、钱铧与我都很熟。钱老师为了让我们对地理感兴趣，还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设立了气象站，让我们每天都去观察记录气象监测的数据。现在想想，这些工作的确可以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但对我们这些要去赶考的人来说，就毫无用处了。后来，他也意识到这点，就让低年级的同学接替了我们的工作。

我复读的时候，梅老师的弟弟又来复读了，听说他离录取线仅差两分。我们就插在董春雨班上，这也成就了我与董春雨两人四十多年的友谊。在学校我俩基本上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都是泡在一起，有什么不懂还会就互相请教。为了给自己打气加油，我们还在砖瓦窑那片板栗树林里刻下“立志”二字。我在主攻历史时，也总结了一下各个朝代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外乎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对人民的压迫加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这答案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还绘制了秦岭南北的气候物产等变化等。我觉得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慢慢也学会了总结归纳，这或许是我复读的最大收获。

又是一年的七月来到。我照旧与梅老师的弟弟告别，看的出已历经两次高考的他，显露出不少的疲惫，他的脑门已是十分光亮，82年是他最后一次高考，因为83年高考就设了年龄限制，他就属于超龄的人，不能再参加高考了。

我和董春雨等鹅湖中学的考生于1982年7月6日一早，再次赶往当年的高考考点南安中学，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黄泥头中学（昨天《第一次高考》一文发出后，我的老同学王军龙就指出，当年黄泥头中学的真正的名字，是叫南安中学，所以今天赶紧纠正过来）。一切准备就绪，静等第二天的正式考试。

82年的高考如期而至，我再次步入考场，接受选拔。我一直在祈祷，希望作文不要再是纯议论的题目。卷子一发下来，我立马翻到后面看作文题。不看不要紧，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脑袋瓜子嗡嗡响。又是议论文，而且是命题作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要求写个简明提纲。回过头再看第一题，又是一道拼音题，就更让我心境更乱。考完语文后，我感到有点不妙，但下午的地理考试让我升起一点希望。第二天上午的数学让我的心情一下又跌入冰点，再也打不起精神了。下午的政治也就如同在云里雾里一般。最后一天的历史和英语考试也就慢慢熬了过去。我的第二次高考就这般惨兮兮地结束了。我问了一下董春雨，他考得也不是很理想。

等到高考成绩放榜时，我只考了350来分，离当年的专科线还差十几分。整个鹅湖中学又只考取了一个人，这个同学姓洪，是瑶里那边的人，具体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他最后录取到安徽省那边的煤炭学院。听说他毕业后，分配到乐平矿务局下面的仙槎煤矿工作，后来还当了矿长。因为从82年高考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这些消息是真是假。梅老师的弟弟离专科录取线最低又差一分，再一次与大学无缘。这次未能考取，便意味着他已不可能成为一名全日制的大学生了。因为1983年高考设置了年龄限制，只允许25周岁以内的人参加高考，他已经超龄了。我想这就是命运在作弄他，无论他怎么努力，他的数次高考离录取线都是相差一两分，也就是这一两分，让他与大学彻底无缘。鹅湖中学还有一位姓童的女同学，高中毕业后，学校还安排她做代课老师。她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结果考了四年，也未成正果。所以，那时，大家把高考比喻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顺利过了独木桥的，都被称作为“天之骄子”。而转学到南安中学复读的陈良富、王军龙等同学都成功考上了大学，让我羡慕不已。

其实，在我复读备考过程中，我爸爸也在琢磨，如果我再考不取，那该怎么办？鹅湖中学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已困扰我们这些学生的进步。再继续在鹅湖中学读下去，一定会耽误我和弟弟的前程。他早早就与已调回市里工作的老朋友刘荣亮、万绩鉴等老师联系，一起商量调回市里工作的事宜。我高考一结束，我爸爸就告诉我和弟弟，市里的调令马上要下来，他要调到景德镇第一中学工作，我妈妈调到景德镇市第十七小学工作。随后我们家就开始着手准备搬家的事宜。

1982年8月底，我家搬迁到景德镇第一中学。我又被安排在景德镇第一届高三年级五班，也就是全校唯一一个文科班复读，开始向我的第三次高考冲击。

烟岚轩宇

（四十）再见鹅湖

77年下半年，我家从桥溪村搬到鹅湖中学居住。那时搬家非常简单，我家也没有多少家具，几个大板车一拉，就拉完了。1982年8月，我家又从鹅湖中学搬迁到景德镇一中。由此算来，我家在鹅湖中学住了5年时间这五年，我们国家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当然，桥溪村也发生了一起不合事宜的突发事件。社泽的叔叔，因比较懒，不愿分田到户，选择在家中放火把自己烧死了，结果也殃及社泽全家。他家应该是桥溪村第一个在自家自留地建新房子的，他家的新房子临近桥港下。82年，我家要搬到市里时，曾在桃岭里面的斗岭村，请人做了一些家具。我们从斗岭运家具到鹅湖时，曾在社泽的新家休息过。

在鹅湖中学居住期间，我爸爸有个学生，名叫李双久，人很憨厚，与我们关系挺好。他高中毕业后，在桃岭小学斗岭教学点当民办老师。遗憾的是后来政策允许转公办老师时，他却始终未能考取。我家搬家前，就是在他家做的家具。从他家把家具运下来，可是费了不少精力。双久在他村里请了六个壮劳力，把大衣橱、五斗橱等家具扛下山的。下山的路全是由一级一级的台阶组成。我拎着把木椅子跟着后面，都觉得累得慌。三个多小时我们才抵达一个只剩下残垣断壁叫大源的村子。据说这个村子是土地革命时期被国民党烧毁了。在这里，我爸爸小源的两个学生，准备了两辆大板车，在等候我们到来。六个斗岭的壮劳力把扛下山的家具，一一装好车后，就原路返回斗岭。目送他们踏上上山的台阶路时，我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不易。

我和爸爸与双久，以及小源来的学生推上大板车，就继续往鹅湖中学赶路。这段路有近三十华里，平常空手走都觉得累，何况现在还要推着满载家具的大板车。在小源村到朱锦村的那段路上，林业部门还设有一个木材检查站。我们搬运的家具属于林业部门管控的范围，没有任何手续，如被发现，就要被没收。虽说我爸爸小源的学生，认识那检查站的人，但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在离检查站还有两三里路的地方，抄小路，经过虎形村，再到桥溪中转。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通过那岔路口。等我们一行拉着大板车到达桥溪时，已经到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在社泽的新房子里休息了一会，就再次上路，大概在六点多钟抵达鹅湖中学。我一进家门便瘫倒在床上……

家具运回家后，爸爸又匆匆给新家具刷了两层清漆。因为那时有规定未上漆的家具，是不准运输的。那些天我们在家收拾要搬走得物品，我爸爸就去跑区里的林业管理部门，去办理家具运输许可证。我爸爸为了稳妥起见，连小板凳都登记在册。家具运输许可证办理得十分顺利，拿着盖有林业部门大印的许可证，我爸爸心情也就轻松多了。

说起那次搬家，我父母可是不管是否在市里生活用得上，还是用不上的东西全都打好包。就连水桶、尿桶、各式各样的缸，一股脑都带上了，甚至还带上了两桶蜜蜂。后来证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物品是没有任何用途的。那时我和弟弟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是听令做事罢了。

等我们把东西收拾好后，爸爸又去了趟市里，到一中商量搬家的时间。因一中那边还未清理出空房子，所以搬家时间一拖再拖。到八月底，实在不能再拖。一来会影响我爸妈开学上班，二来也会影响我和弟弟报名上学。所以一直在一中帮我们协调此事的刘荣亮老师就让我们先搬到一栋刚完工的两层教师宿舍楼一楼暂住几天，等到房子空出后，再搬过去住。

商定好搬家时间，爸爸又去联系车子。在搬家前，与我家住在一排平房的程会计、彭义顺、罗来科、电工小汤等老师，还有万重斌老师，都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充满着依依不舍的感情。

我那时才17岁，对生活了十七年的鹅湖有着深厚的感情。从桥溪搬到鹅湖中学时，感情的波动并不是很大。而这次搬家，内心深处充满着不舍，望着那熟悉的一草一木，想起那朝夕相处的同学和平日在一起疯玩的教工子弟，心里空落落的，别提有多伤感了。当时正值放暑假，偌大的校园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要是真的走了，连个与同学都打招呼，说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了。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找间教室呆坐着，一言不发，痴痴地望着窗外……

终于到了启程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家属们都过来帮忙把家具等物品，搬上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卡车上堆放得满当当的，我爸爸随车出发。在大家一片祝福声中，我妈妈带着我们兄弟俩坐上了开往市里的班车。当班车缓缓开动后，我用脸紧贴在车窗上，两行热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心里也默默地念叨着：再见，鹅湖。再见我的小伙伴们……

（明天去体检，休息一天。周六再更新。按董春雨同学的强烈要求，还要继续写鹅湖中学的往事，要多爆料一些当年的故事。我也只得从命，准备再续写几篇。后面的内容权当插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