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三十三）砍柴与烧窑

在到鹅湖中学读书前，我就知道有砍柴的任务，但不知道频率有这么高。我上初一、初二时半个月一次砍柴，累死个人啊！鹅湖中学主要是两个地方要用到柴。一个是食堂，一个就是砖瓦窑。
说起砖瓦窑，它大概是74年底或75年初建起来的。也是鹅湖中学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精神的硕果。从制砖的泥，到把搅拌好的泥料放进木制的模具里，手工压实脱模，形成砖胚，并将砖胚码成一排一排放置晾干，再送进砖窑烧，这些都是由学生一条龙完成的。也就是在烧窑时，有个师傅旁边在指导把关。这砖瓦窑当年可是学校的宝贝，有人来学校参观，就必到砖瓦窑。它同样也是我们劳动的重要基地，我也曾值班去烧过窑。所谓烧过窑，只是帮助高年级的同学搬柴火，把柴塞进窑里的工作从未干过。制作砖胚的事，我们也没参与，主要是这项工作需要比较大的臂力，我们年级小，不适合做这项工作。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鹅湖中学的领导层也是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的，没有一刀切。这砖瓦窑可是个吞柴的大怪兽，烧一窑砖，起码要烧掉大半操场推放柴。全校师生砍一天的柴，它烧一窑砖就基本烧完。烧制一窑砖，好像要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时最喜欢冷天烧窑，在窑边上坐着，暖烘烘的，舒服极了。还可以听那些高二的学长吹牛皮，谈女同学。再一个就是那个烧窑的老师傅讲鬼怪之类的故事。学校那时基本上是一个月烧一次窑，所以烧窑的时候，抽到值班的低年级男同学，个个都兴奋地要死，因为既不用上课，又可以听一些好玩的事。
烧窑费柴，所以我们砍柴的频率就增加了。只要是砍柴日，从鹅湖农机厂到鹅湖中学大概两华里的马路两边，那些由我们每年春天亲自栽下去的树苗，可就遭殃了，成了广大同学试刀的场所。大家你一刀，我一刀，那些小树苗开始还挺立着，到砍完柴再一看，一颗颗都矮了半截。砍过几次柴后，那小树苗也就成了小木桩了。第二年再种，又循环往复一遍。我在鹅湖中学都了六年书，好像也在那条路上植了六年的树，但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一颗长大了。

砍柴有许多趣事。那是砍柴是有任务的。初一好像是120斤；初二是140斤；高中就是160斤。为了完成任务，那可是想尽了办法。因为鹅湖中学用柴量大，砍柴的频率也高，附近的山上基本上都被我们这些学生剃了光头。要想快速砍一担柴，那就要走蛮远的山路，到比较远的山上去砍。路远还要挑担柴，实在是累的很。为了称重时，能多称些重量出来。我们曾把那茅草柴在称重附近的水沟里浸过水；也曾往柴里塞过砖头；还曾在称重时用脚踩着一些柴，诸如此类，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只为能完成任务。不过我们这些教工子弟在称重时比起其他同学要好得多。老师基本上就是一捆柴就给出50斤的重量，一担柴100斤左右，然后叫我们到附近随便再弄点就算完成任务了。我最喜欢万重斌、罗来科两位老师称重。有他们在，我基本上只砍一担柴就完成任务了。

其实砍柴还是件蛮好玩的事，比起我在桥溪给自己家砍柴，好玩多了。一是人多，热闹；二是看到那一片片的茅草柴瞬间被砍到时，心里还是蛮震撼的，感到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三是砍柴过程中稀奇古怪的事也蛮多的。比如说，很多同学结伴去砍柴，惊起几只野鸡飞起，大家就会朝那刚飞起的野鸡方向扔柴刀，有一次还真砸中一只野鸡呢。扔完柴刀，再要把柴刀从杂草丛生的地方找回，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说起找柴刀这事，不禁又让我想起我爸爸他们找柴刀的事。鹅湖中学边上有座山，据说古时候有个书院建在那里，后来被烧掉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来了，枪毙红军放在那里。红军来了，枪毙恶霸和国民党头目也放在那里。有些人还说，深更半夜时，还可以听到有厮杀声。有人还说那书院有一百间房，但你数残留下的地基时，无论你怎么数，它也只有99间，弄得神乎其神的，我们这些小孩根本不敢去那里砍柴。爸爸说，他有一次与刘荣亮、万绩鉴几个人，去那里砍柴。结果不知是谁的柴刀掉了，大家到处找，几乎把周边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找到。边上有位老师说，你们撒泡尿试试，结果一撒尿，那柴刀就在他们脚下找到了。这稀奇事，在我家里讲了很多年。我爸爸和刘荣亮、万绩鉴两位老师关系很好。刘老师家在桥溪村旁的京山村，万老师家住在桥头村。他们三人每天都是同时放学回家。当时好多人开玩笑说，鹅湖中学老师多，要就不走，一走就是五（吴）六（刘）万。

那些砍来的茅草柴，大部分堆在学校操场上，这部分是用作烧砖瓦窑用的。另一部分是堆在食堂后面的大棚里，这部分是用作烧饭烧水炒菜用的。堆放茅草柴的操场，又成了我们这些教工子弟躲迷藏的好去处。我记得我曾在茅草柴堆里，开辟出了一条小小的四通八达地道。人在里面可以钻过来钻过去，自由得很。直到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砖瓦窑才停烧了。我们砍柴的压力也就小了很多，当然我们在柴堆里的弄出的地道也就没有了。

烟岚轩宇

（三十四）鹅湖中学的伙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上中学就得面临在学校吃饭这件大事。

刚上初一那会儿，我还与村里的同学，每天放学步行回桥溪，只是在学校吃中饭。我和爸爸两人只是从食堂打来米饭，菜是爸爸从家里带来的。后来开始挖鱼塘，因工作强度大，实在是累的不行，不愿再步行回桥溪了，我就住在爸爸的宿舍里。他是老教师，所以分有一个套间宿舍，外间爸爸用来办公，里间就用作住宿，也放有一张书桌，是给我看书写作业用的。自从我一个人在学校住宿，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对学校的伙食也就有比较多的了解。天天与那些住校的同学打得火热，也熟悉了他们的生活情况。那时我们每周六下午是不上课的，大家吃完午饭，就步行回家。条件好的家庭，就骑自行车回家，当然也会带上一位顺路的同学。其他同学有的要走几十里路，比如说桃岭、曹村、楚岗一带的同学。到了初三，又有了王港、渭水和瑶里的同学。他们路途遥远，回趟家十分不易。他们回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吃饭这件事。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从家里走回鹅湖中学。回去时可以空手，返校时，他们就要或挑或扛着米，背着不容易坏的咸菜。那时的他们就是靠那些咸菜度过一周或两周的时间。他们带的最多的菜是干辣椒炒乌腌菜。冬天的时候，他们还会带上些许炒好的蔬菜，使自己能过上一两天有水菜吃的日子。

其实学校的食堂每天也供应蔬菜，我那些同学称之为“水菜”。平常光吃乌腌菜，肚子极不舒服了，那玩意吃多了刮油。所以能吃上水菜，也就成了我那些同学对饮食的最大奢望。从这一点来说，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我爸爸每天都会从家里带菜，一般都有三搪瓷缸，荤素都有。虽然荤菜不是大鱼大肉，但起码也可以看到肉星星。吃的最多的就是黄豆炖咸猪皮。直到现在，我看到炖黄豆类的菜，都会倒胃口。可是能每天到食堂窗口打份蔬菜吃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同学。绝大多数同学就是靠吃咸菜度日。我在学校住宿后，吃晚饭时，就经常拿家里带来的菜与同学互换着菜吃。

鹅湖中学的早餐，是永远不变的白稀饭。那时可没有包子馒头吃。那白稀饭还是用剩饭熬制的，不会太稠，也就不经饱。早上7点左右吃的早饭，到十点来钟，肚子就咕咕叫。一到中午放学，大家就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人似的，跑向食堂打饭。那场面很是壮观。鹅湖村不愿回家的同学也会带上菜，在学校吃中饭。除了家没安在学校的老师以外，其他老师一日三餐都是在学校解决。伙食太差，老师们意见比较大。后来就叫食堂的何师傅，为老师们单独开小灶。早餐也就有了馒头。中午和晚上也有了红烧肉之类的大荤菜。我有时也会到何师傅那里去蹭几个馒头和小碗红烧肉解解馋。
食堂大伙炒菜的师傅是彭师母，她丈夫是学校的领导，女儿高中毕业后也成了鹅湖中学的老师。她炒菜的手艺很好，我最喜欢吃她弄的桂花肉。但她在食堂做的菜就不怎么好吃。主要是没有油，所有的菜基本上都是煮熟，而不是炒熟的。煮熟后，再在菜上洒些油，看上去油光闪闪，还挺诱人的。食堂的蔬菜品种单一得很，只有极少数时间才会出现海带等菜的影子。多数时间就是夏天辣椒茄子、黄瓜豆角；冬天冬瓜南瓜、萝卜白菜。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的田地里种出来的。

说起种菜，那也是鹅湖中学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鹅湖中学对面有一大片田地，那些地都是用来种菜的。每个班都分配了相应面积的责任地去种菜。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种的菜，我们还要在食堂花钱买才能吃。当年学校组织学生种菜的目的大概有三：一是特色劳动教育需要；二是供应食堂，成为食堂的蔬菜基地；三是养猪，吃不完的菜，为了不浪费，全部送入养猪场喂猪。学校每年都要养好几头猪，听老何师傅说过，学校养这些猪，主要是用在过年杀猪分些猪肉给老师，暑假老师开学习班改善老师伙食，以及每年放暑假时全校师生加餐。这加餐的传统，好像到78年就终止了。

说起加餐，实际上就是为当时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的同学组织的聚餐，只不过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当年听说学校要组织加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为了加餐学校会杀两头猪，猪肉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了，除了过年可以过下瘾，大块大块地吃肉，平常可是难得吃到红烧肉的。那时我们八个人一桌，每桌八个菜，其中有一道就是红烧肉。我这一桌的同学一致推荐我去打红烧肉这道菜。原因很简单，我与老何师傅熟，打菜时，肯定会多点。果然，我打来的红烧肉，比其他同学打的要多上三分之一，引起很多同学的羡慕。

爸爸曾与我说过，70年代初，因为有市里的学生，鹅湖中学食堂的伙食还挺好的。早上学生都有馒头吃，中晚餐也有荤菜，主要是市里的学生有钱吃得起。他们毕业后，就都是本地的学生，生活条件自然没法与那些市里的学生相比，吃得起食堂菜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食堂就越办越差。

回想当年，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辛，但大家依然感到很快乐，有奔头。大家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烟岚轩宇

（三十五）集体生活

我上初中那时，刚打倒了“四人帮”，鹅湖的经济条件还很落后，后来改革开放开始了，虽然带来了新气象，但生活依旧艰难。鹅湖地区的孩子，基本都在鹅湖中学读初中，景东区片的年轻人又基本在鹅湖中学或黄泥头中学读高中。（黄泥头中学临近市里，与地质队，地方铁路和耐火砖厂相邻，条件比鹅湖中学要好很多。它的学生主要来源于主要是湘湖、寿安、新平、旧城一带。后因高考成绩出色，超过了鹅湖中学，鹅湖那片的学生也纷纷到黄泥头中学就读。鹅湖中学渐渐衰落，最后竟只有初中部了。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在黄泥头考取大学的。）

当时鹅湖中学的条件简陋，学生生活很不易。学校的教室虽是砖瓦房，但窗户上基本不是玻璃，而是用塑料布或报纸蒙着的，冬天冷风直灌，风大了还被吹得呼啦作响。夏日窗户基本上就是空木框，虫子满天飞。多数学生从进校学习，就开始了寄宿生活。学校离家有十来里路程的，每周六下午就会回家带米带菜。离家远的，有几十里路程的，就两星期回去一趟带米带菜。学校的住宿条件也很艰苦，男生宿舍是一排平房，封闭成三个区域，由三个门进入，每个区域的宿舍互不相连，中间有条通道，把宿舍分成两边，每间宿舍大小不一。大的住三四十号人，小的就只能住八个人。宿舍里是清一色的木制上下铺。大的宿舍基本上是铺挨着铺，形成一个大通铺，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几十个男生挤在一间宿舍里，热闹归热闹。可一到夏天，没有风扇，晚上热得人根本睡不着觉，好在当时大家年纪小，也不管那么多，闷头就睡。到了冬天，宿舍里又冷得很，这时通铺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大家缩成一团，互相挤着取暖。一个冬天也就这么对付过去了。最烦人的是，半夜小解大解，大家也懒得跑厕所（主要是厕所离宿舍比较远，又没路灯，校园漆黑，有点吓人），就在宿舍后面解决。这样一来，住靠宿舍后面的同学可就惨了，冬天还好点，一到夏秋两季，味道实在难闻，屎臭尿骚，苍蝇蚊子一大堆。这一问题，直到我82年离开鹅湖中学时都没有得到解决。

女生宿舍就比男生宿舍的周边环境要好多了。虽也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宿舍，但她们的宿舍离厕所近，就在她们住的对面，即便夜里要方便，也可以结伴去。

我初三时，曾在我班男生宿舍住过一晚，也算是体验了一次住大通铺的感觉。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和王军龙、陈国清、刘七斤等人一起到他们的宿舍去。回到宿舍的同学，一个个都懒洋洋地，或躺或坐，也没人去洗漱（因为洗漱地离宿舍比较远，要到水井旁，自己打水）。大家闹哄哄的，漫无边际地瞎吹牛。平时学习比较认真的陈良富他们几个人，就默默地点上自制的煤油灯坐在自己的床边继续看书。我们几个在上铺疯了一阵，也都倒头大睡。半夜里，我被起来小解的同学吵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总觉得被子有股异味。夜里微风吹过，窗外那浓浓的屎尿味吹进来，更让我难以忍受。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学校起床号一响，我翻身起床，一溜烟就跑回家（这时我家已从桥溪搬到鹅湖中学居住）。从此我再也不没有在学生宿舍住过。

住校的学生每天早晨要做早操的。起床晚的同学，就做完早操，再去洗漱，打稀饭。说起洗漱，那是鹅湖中学的一大特色。因为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是从水井里打上来的。为了取水方便，学校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取水的木架子。木架子上面，安装了一个轱辘，轱辘上挂有一根粗粗的麻绳，麻绳两段系着两个木桶，一上一下就把水吊起来了。食堂老何还要负责全校师生的用水，无论寒暑，他每天都要早早起来用吊桶取水，把食堂的大水池装满。每天清晨，住校的学生们，也都是围着水井洗漱的。有的同学不愿等，甚至到河边去洗漱。后来为了方便学生，学校还建了个水塔，在水塔边装上了好些水龙头，也算是缓解了学生洗漱的压力。

集体生活，离不开洗澡。我们夏天洗澡都是在学校对面的河里。男生在上游，女生在学校大门正对面的河段。鹅湖中学门前的河，是由瑶里方向流下来河与桥溪方向流下来的河交汇而成的。我最喜欢在两河交汇处洗澡。因为瑶里方向流下来的河水会更加清凉，夏天泡在里面十分舒服。洗澡时，没有一个男生敢游到河对岸，特别是在靠近女生洗澡河段的男生，那会引来女生一阵阵的尖叫骂声，也会引起男生如潮的起哄声。那时冬天洗澡是个大问题，所以大家也就整个冬天都不会洗澡。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有点苦，实际上当时，我们个个都开心得很，从不知道苦字是怎么写的。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坚韧和吃苦耐劳。

烟岚轩宇

（三十六）

76年粉碎四人帮后，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中国的教育也在悄然发生了变化。鹅湖中学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时间慢慢减少。烧窑的次数减少了，78年就干脆停烧了。那窑也就成了我们平日休闲发呆的好去处。81年左右，学校食堂开始烧煤，从此我们又告别了砍柴。学校也就没有多少劳动了，所有学生也就以学习为主，重心放在课堂了。

应该说初二才是我真正的初中学习的开始。初一进教室上课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劳动教育的时间长。反正也就是瞎混，也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进初二学习。那时高考对人的震动很大，大家陡然觉得，要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这条途径最便利。学校老师也开始暗暗加劲，对学习要求也高了很多。加上77年——79年，三年鹅湖中学的高考成绩还不错，钱钶、武智理两位老师也是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特别是出了个万钟同学，高考成绩在全市都名列前茅。我爸爸还代表鹅湖中学到市里群英堂参加了表彰会。好的成绩自然也刺激了老师的干劲，也极大地鼓励了在校的学生。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拼命地学习。我上初二后看到77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翻译是刻舟求剑那段古文，作文是“难忘的时刻”时，曾牛批嘻嘻地说：“这高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简单的题，谁还不会做啊？”可后来我的高考可给了我当头两棒。我上初二那会儿，有件很搞笑的事，就是那课本分上下册发放的。到期中考试时才发下《语文》和《几何》，而且是上半本，正好是老师讲完的地方。剩下的半本，快到期末考试了才补发下来。教材采取上下册发放的形式，估计我是占了独一份。后来才知道，国家恢复高考时，把所以的纸张全部调去印试卷了，我们的教材印刷也就受到影响。当时我们还没开设物理和英语课。这两门课和化学课都是在初三才接触到的。

我当时的成绩在班上还算是排在前面的。成绩最好的就是方红霞了，她学习很努力，平时很少玩，不像我们这些男孩子，一有时间就想到出去玩。所以在78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她成绩最好，被景德镇师范学校录取了，也就是说她成了一名准老师，是个公家人了，有了铁饭碗。我妈妈那时总是拿她来教育我，经常吊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人家红霞，她多争气。你再看看你，一天到晚就晓得玩。”话听多了，人也就麻木了。我当时是考了一百零几分，就没有上高中，而被录进了唯一一个初三班，也是鹅湖中学第一个初三班。

初三班的同学就来自各个公社。庄湾的徐强、王镇春、汤志芳等；渭水的陈良富、王军龙、陈国清、刘七斤等；瑶里的潘行涛、吴泉胜、方革新等。我们鹅湖中学也有蛮多人，朱平辉、李明山等。还有一个和我同过桌的陈义年，他好像是天宝人。新老同学聚在一起，又开启了一段新的求学历程。

说实话，那时鹅湖中学的老师教学水平也不是很高，特别是进初三后，新添了物理、化学和英语三门课。老师教的累，我们也学的累。力学和化学分子式等内容，直到我81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都还没搞清楚。

我初三的班主任是胡金堂老师，他是浙江淳安移民，家安在坑村，也就是桥溪村去朱锦村的路边上。从胡家拐个大弯，上个坡便到了。那时我家没搬到中学去的时候，他住在我爸爸的宿舍斜对面。他人很好，但对我们要求很严。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带有浙江淳安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有些意思。胡老师很喜欢喝酒。每天吃完晚饭，他都会和他的移民老乡——陈齐心老师、胡忠友老师一起去散步，从鹅湖中学走到午家项，再走回鹅湖中学。胡金堂和陈齐心两位老师走到午家项，就一定会去路边的供销社打上二两酒喝，没有下酒的菜，也没有孔乙己说的茴香豆。偶尔口袋里会揣几粒花生，两个人就这么端起杯子，仰起脖子一口闷掉。喝完了，放下杯子，也不说多余的话，又开始往回走。在我读高二时，胡老师不幸得了癌症。我记得我们班上还组织大家去鹅湖中心医院看望他。他去世时，我们也去他家为他送别。

我初三的英语老师，开始是梅老师上，后来，吴德祖老师来了，就由吴老师教。吴老师当时也是刚刚学会英语，上课时还有些紧张。我们当时的师生感情很深，亦师亦友。直到现在我们也还保持联系。他还是我小孩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这时的吴老师，已是市十三中副校长、景德镇知名的英语老师了。后来他到市第九中学当校长了。

读高一时，学校开展了许多学习活动，想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那时我爸爸就比较忙，忙着开讲坛讲故事。他还组织了一次全市语文公开课，举办了语文知识游园活动。

高一下学期渭水公社的几个同学，王军龙、陈国清、刘七斤等人就没来鹅湖中学读书，后来听说他们去了黄泥头中学学习。81年高考，我是到黄泥头考点参加考试的，还碰到了他们。那时我学习也算是蛮努力，早自习、晚自习从未缺席过，学习成绩在班上也不算差。每天还会挑灯夜战，看书到深夜，但我的第一次高考是以惨败而告终的。关于高考这段经历，我会单列一章来回顾。

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过去，我也就一天天长大，慢慢也懂得了许多人生的意义，也知道去努力。81年下半年我复读时，还与董春雨同学在砖瓦窑那片板栗树林的树上，用小刀刻了“立志”两个字。当时立志实际上就是立志上大学。
立志上大学，是我们那代人不懈的追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挤上那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其惨烈程度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