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教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镜子

我出生在湖北与江西交界的一个小山村。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朱赤铁、朱赤铜、朱赤银。我的父亲本也重男轻女，但我的母亲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所以他已知足，到母亲怀我的时候，我父亲天天向送子娘娘祈求给他送个女儿。因为如果再是个儿子，那将面临打光棍的危险。

很不幸，我的母亲没有如父亲所愿，母亲生下我，又是一个儿子。

我一落地，父亲看见我那男人的标记，摇着头，叹着气，跺着脚，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完了完了”，头也不回，不管不顾的出门打牌去了。

我的母亲看见我，知道父亲不满意，她也没有办法，我刚落地，她只得下床给自己熬点米糊糊勉强哄哄自己那瘪了的肚皮。

从我生下来，父亲懒得看我一眼，到我会下地跑了，他不得不跟我对话时，他总是不耐烦地叫：“多头儿！去把我的草鞋拿过来！”“多头儿！去把我的烟袋拿过来……”从此，我的名字就叫“多头儿。”

我到了上学年龄，我自己搬个小板凳去学校报名，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多头儿”。老师问“你的大名叫什么？”我说“多头儿。”旁边的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家的孩子大概比我还了解我的出身和来历，他把我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了老师。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那留着山羊胡子，戴着不知道是老花镜还是近视镜的老师叹着气，继续问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叫什么名字？我一一的都告诉了他，山羊胡子老师点着头说：“你不能叫多头儿，你一点也不多，你的到来是天意。既然如此，你家银铜铁都有了，唯独缺了金，你的到来，正好补了这个空缺，从今以后你就叫朱赤金吧！你这孩子大有来头呢！”

山羊胡子老师叽叽歪歪说了半天，我虽然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但我估摸着他说的是好话。我很高兴的回到家，很骄傲的把“朱赤金”这名字告诉给了父亲，从此，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我的父亲总是痴痴地慈祥地看着我；从此，我的父亲再也不对我“横眉冷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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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上了小学，我的父亲不但不再对我横眉冷对，而且总是慈祥地、笑眯眯地、和蔼地对待我。这滋生了我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课堂上，我从来不好好听老师讲课，常常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我在讲台下讲。我一人不听，吸引得大半个班里的孩子都不听。老师讲课时，我有时在下面给大家讲笑话；有时给大家讲我在牲口院听来的鬼故事；有时给大家讲我道听途说的《三侠五义》。

那时候的老师很负责任，很多老师放学后纷纷绕道到我家，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学校的情况。老师告我的状时，我的母亲总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我的父亲却是阳奉阴违，老师说我的坏话时，我的父亲总是装模作样咬牙切齿，答应老师，我一回到家一定好好修理我；老师一旦离开，我的父亲就得意起来：“反正我家的赤金将来是个有作为的人，反正有学问的杨先生是这么说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当年的山羊胡子老师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出身地主之家，年轻时他曾经在武汉读过大学。解放后时运不济，他家被划为地主，地位一落千丈。因为山羊胡子老师（杨老师）为人低调，又热心肠，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是找他写对联，总是请他做账房先生。每逢哪家有事拿不定主意，方圆几里都爱请他做参谋。无论穷富贱贵，只要请他，他都竭尽所能，帮人家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所以在那批斗地主的年代，一旦牵涉到他，大家都暗中保护他，而且在大家心中，他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山羊胡子，不，杨老师曾经说过的话，我父亲深信不疑。

我不仅在学校里淘气出了名，甚至在校外，我也声名远扬。我们那里种稻谷。我们那里属于山区，我们的稻谷种在梯田上。我们那里多雨，老百姓把每一级梯田都留有出水口，需要水时，把水口堵上；雨水过多时，扒开水口，让多余的水从高一级的梯田流到低一级的梯田，以此类推，最终流下的雨水注入附近的湖泊。

每逢枯水季节，我把梯田的水口扒开，让水流走；每逢大雨滂沱，我把水口堵上……这样做，曾经水漫人家，差点把人家的房屋冲塌……
我在学校犯事，老师找到家里，一次两次老师见不见效，老师不再告状；在校外犯了事，开始人家也找到家里，后来听说我父亲的名言“我家赤金将来大有作为，我家赤金将来会是个人物……”，大家知道告诉父亲不起作用，人家就找到学校去，让学校制裁我，学校制裁的结果却是不准上课，站在教室外面。

杨老师经常看我被罚出教室，他一旦闲暇下来，他就叫上我，给我讲“之乎者也”，虽然我一知半解，但我总是老老实实，因为他，才让父亲不再嫌弃我；因为他，我才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朱赤金。对别的老师，我不屑一顾，对山羊胡子，不，杨老师，我却毕恭毕敬。因此，杨老师又总是对别人讲我是一块“可琢的玉”。

每当我被罚出室外，杨老师总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间四面透风的茅屋里，他教我读《三字经》、《论语》，甚至还有《道德经》。杨老师告诫我，不要把他教我学的内容告诉别人。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内容在当时是极其腐朽的东西，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我虽然淘气，我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因为我隐隐感到，杨老师是好人，而且他应该是我的贵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杨老师教我读的那些东西，甚至于我的父亲。 杨老师教我的古典文籍，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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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无知、幼稚、调皮、捣蛋、淘气又自以为是中上到了初一年级。
为啥想到初一年级呢？因为那一年，我差点跟学校说再见。 头天晚上，我们村子来了个说书的，说书的讲的是关于包拯破案的故事。我听得如痴如醉，记得是清清楚楚（我记性好）。 因为头天听说书到半夜，所以第二天上午上课，老师在课堂上讲得滔滔不绝，我趴在我的破烂课桌上睡得昏天黑地，一直到放学，教室的人都走光了我才睡醒。

下午是语文课，也是班主任蒋老师的课。上课铃响，蒋老师让学生搬着凳子去竹子林背书，因为那里凉快。
开始，大家还认认真真地读背，不一会儿，班里的菜包喊：“朱赤金！朱赤金！昨天晚上你听说书了吗？” “当然听了”。 “你给大家也说说呗？”我瞅瞅老蒋，老蒋在闭目养神，不时地还晃晃他那尖尖的脑袋。           
我开始有模有样地给大家说起书来，我的说书比起专业的说书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读书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大家都侧着脑袋听我说书。
说得起劲，忽听一声：“朱赤金！你在干什么？”我一看是老蒋。我装模作样背起书来。一会儿又有一些声音说：“朱赤金！朱赤金！老蒋又睡着了，继续讲吧！”

我又开始讲，一会儿又听见一声：“朱赤金！过来！”我走到老蒋跟前，老蒋让我给他背《马说》。
我自信满满走到老蒋跟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我一字不差背完，老蒋找不出我的错，又让我翻译，我一字不差地翻译了出来。 “过去吧！你再不安生，你小心点！你上午睡了一晌的觉，还没理你！”
“哼！考我古文？你休想考倒我？山羊胡子，不，杨老师教我的多着呢！”我左咧咧右耸耸像战胜的公鸡一样回到伙伴们中间。
我从伙伴们的眼神中看见了他们满眼的羡慕，包括那些女生们！特别是那个叫凤莲的，她那个眼神简直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小迷妹”！哼！我才看不上她呢！

有一天，我想买个冰糕吃，可我没有钱。我班的安静有钱，因为她爸在铁路上工作，而且安静安静，她的名字可没有白起，安安静静，秀秀气气，漂漂亮亮。与其说问她借钱 ，不如说是以此为借口跟她说话。可安静连看我一眼都不看，直接说没有。这时的凤莲赶忙说她有，我不屑也不信，因为她家比我家还穷呢。
我用嘲笑的眼神看凤莲把她最外面的衣服掀起来，把她的第二层衣服揭起来，她的一毛钱竟然还藏在最里面的布衫里。我一看她那老太太的模样，即使不让我还钱，我也不借她的钱。到今天，我还记得凤莲从她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里摸出那一毛钱，最后被我看不起而举在空中的手和她那失望的眼神。
还得回到竹子林。我胜利归来，而且被老蒋检验完毕。我的胆子更大了，继续讲我那包拯的故事，我讲着，大家给我鼓着掌。我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成就感。
“朱赤金！给我站起来！”老蒋喊。      
      
我只得站起来。大家既失望又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大家继续背他们还没有背会的《马说》。
我好无聊啊！我热衷的包拯破案还没有给大家讲完，我的心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无处安放。 哼！只怨老蒋！ 刚才老蒋不是说还要收拾我上午睡觉的事吗？他会怎么收拾我呢？站外面？ “老蒋！老蒋！三天不打，屁股就痒！”我为我的伟大的天才编的这顺口溜而欢呼！
读书的人们不读了，一个个重复道：“老蒋老蒋！三天不打屁股就痒……”
最终的结果是：老蒋把我的书包和凳子收到他的办公室，第二天家长到校。
唉！历史重演啊！老子不上了！我吩咐安静第二天去老蒋的办公室给我拿我的凳子和书包回家。
老蒋一看我真不上了，他没有让安静拿我的东西，他亲自跑我家叫上我去学校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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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古城的三眼井，倍受人们的推崇。而我所上的学校所在地青蒿村，自古以来也有这样的三眼井。
第一眼井就是一泉眼。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旱季涝天，这眼井的井水永不因此减少或增多，永远跟地面相平。因为井的地下永远源源不断地往上翻水，水多了就会溢出地面，四下横流。千百年来，聪明的家乡人在井的一面挖一小口，溢出地面的水顺着这小口源源不断地流进旁边的池塘里，这个池塘的水漫出来再流进第二个池塘去。这样跟云南丽江一样，也就成了三眼井。

青蒿村的三眼井跟丽江的功能一样。第一眼用来饮用，第二眼（就是第一个池塘）用来洗菜，第三眼（第二个池塘）用来洗衣服。最终的水流注入到附近的青蒿湖。
方圆的人们对这“三眼井”见怪不怪，所以千百年来，任其溢出、使用、注入湖泊。长期以来井台旁边长满了青苔，很有自然、沧桑、古朴的感觉。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旅游城市和美丽乡村，而这古老、原来无人问津的三眼井也被人们挖掘出来作为一奇。近些年来，人们在其周围建有回廊，栏杆，但给人以一种不伦不类的违和感。

为啥要提这三眼井呢？因为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那年，我上初三。开学伊始，菜包他们叫我：“朱赤金！反正你也不学习，咱们去三眼井摘桃子去！”
到了三眼井，井旁桃树上的桃子早已被人摘得净光，我们几个在附近游荡。不知道谁说：“谁敢在这井里洗个澡？” 我看看那口井，井口不时地往外面冒着水。我不以为然。 这时听见菜包说：“朱赤金？你敢吗？你不敢吧？” 我本不想玩儿这个游戏，听菜包这样一激，我的英雄气概上来了。 “谁说我不敢？”说着我脱掉外衣，只剩下妈妈给我手工做的大裤衩。我跳进井里，两手扶着井台，在井里上下沉浮着。 “菜包！我在井里了，你敢吗？我不但在井里了，我还敢撒泡尿。你敢吗？”说完，我手按井台从井里跳了出来。
实际上，我并没有往井里尿尿，我只不过为呈一时之快罢了。我虽然淘气，但我知道那井水是附近几个村不可缺的饮用水源，包括我家。
下午放学回家，不得了了。

刚到家，我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我就看见父亲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同时冒着愤怒的光芒，操着一根木棒，气势汹汹向我扑来，接着劈头盖脸朝我身上打了下来。
我一下懵了，要知道我一直是我父亲眼中的宝贝，今天是怎么了？ 随着父亲的棍棒声，我鬼哭狼嚎，同时伴随着母亲的长哭短泣声。
我躲避着父亲的棍棒，同时叫着跳着：“我怎么了？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打你？就凭杨先生看走了眼！”父亲愤怒道，却没有停止他手中的武器。
“滴儿（儿子的意思）啊——你咋这么不争气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尿到井里去啊——你这是惹众人怒啊——”我的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像唱山歌般拍打着地面边歌唱着。 “滴儿啊！你这样让你爹爹（dia dia）我俩还怎么做人啊——你两个哥哥现在还打着光棍，以后你的坏名声出去了，你也要打光棍吗？”
这时我明白了挨打的缘由。父亲的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我上上下下乱跳着，嘴里乱叫着：“我没有尿！我没有尿！”但父亲依然没有停下他的棍棒，母亲也没有停止她的歌唱……
爹爹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没有打醒我，而母亲的“像两个哥哥一样打光棍”的歌唱却唱醒了我。   

朱赤铁到了婚娶年龄，父母倾全家之力，倾全家之财给他盖了三间房，给他娶了媳妇，给他分了家。之后再也没有能力给朱赤铜，朱赤银盖房子娶媳妇了。所以，他俩早过了婚娶的年龄，却无人问津。
这成了我父母身上、心上的两道疤痕，这也是平时我跟伙伴们闹矛盾，成为他们攻击我的话题。 “朱赤金、朱赤银、朱赤铜、朱赤铁，弟兄四个光棍仨，一个爹来一个妈……”这时我感觉不到了身上的疼痛，我仿佛听见了伙伴们的嘲笑声！
那一夜，我躺床上辗转反侧，并不是我身上的“皮开肉绽”，而是我心里的痛楚。 我的未来何去何从？难道我要像朱赤铜和朱赤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难道我要像他们一样成为大家看不起的对象吗？
如果那样，我还不如死去！
母亲的“歌唱”唱醒了我，以前的我从没想过我的未来。今天，我开始思考我的未来、思考我的人生！ 我的未来在哪里呢？我的明天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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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顿棍棒和母亲的一场歌唱震醒了我。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我决不能像朱赤铜和朱赤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头来连一个老婆都讨不到，最终成为村民的笑料。
我要学习！我要考大学！知识改变命运。从不相信老师话的我，这时候想起了老师的话。这时我多想去找羊胡子，不，杨老师去说说我的心里话啊！ 可是，杨老师已经作古。我没有可倾诉的人。
从此的朱赤金变得沉默了，从此的朱赤金再也不跟菜包们为伍了。

老师和同学们看到我的变化，最初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我被父亲打傻了，有的说，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于后者大家展开了大讨论。有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有人说，朱赤金如果能够洗心革面等同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解我的村民们说要想改变朱赤金除非狗改了吃屎，还有人听说朱赤金要考高中，他们说，朱赤金要能考上高中，天会翻三番。            
别人怎么说我，我一概充耳不闻。
从此，老师要求背诵的古诗文，我老老实实的背会；数学课上，我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化学课是从初三开始，不讲究基础问题，所以，我一听就会。

中考开始了，中考结束了。我被县三高录取。三高虽然没有一高名气大，但我战胜了自己，我打破了天翻三番的不可能。
在三高的日子里，白天上课，我认真听讲；晚上下晚自习，别的同学已经进入梦乡，我却在一个昏黄的灯泡下背英语单词，或苦做数学题。
一个学期下来，我从班里的后几名一跃成为班级前三名。 分科的日子到了。老师们都认为我会选理科，因为我的数学和化学极好，再加上我的名扬全校的语文功底。 可我报了文科，因为学理科，上大学我不能报考中文系。 中文，是我的最爱。 我在老师们的遗憾声中学了文科。
高考结束，我很沮丧。因为平常我最拿手的数学，我不知道背面还有题，因此我少做了一面。考试结束，跟同学聊天，我才知道。 高考结束后的几天，我们去学校估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无精打采，她小心翼翼地问：“滴儿！你觉得你考多少分就不嫌少？” “440分。”因为我估分，420分还不到。

看分数的日子来临了。我去学校看分：456分，会考上，但上不了好的大学。 回到家，告诉母亲，母亲和父亲听说能考上，他们一脸的欢喜。   
是啊！在中国的八十年代，能考上大学，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等同于鲤鱼跳龙门。
该填志愿了，我去学校，胡乱填一番。 回家母亲问我：“赤金，你报师范了没有？” “没有。” “你为啥不报？” “我不当老师！当老师工资低，地位低。当老师没有出息。” “你报师范吧！你能当个老师，你爹爹（dia dia）我俩也不嫌赖。” “我不当！” …… 母亲我俩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了母亲的“聒噪”，我回到学校，找到老师，把已经用斜线拉掉的师范一栏，用涂改灵涂掉，重新填上“黄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没几天，很不幸，我被这所学校录取了。父亲母亲很高兴，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家专门演了一场黄梅戏——《中状元》。
对此，我不喜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