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狂赚数万亿！中国为何突然放弃“发展中国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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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获得了怎样的“发展中”特权？
量化“特殊待遇”
中国模式如何挑战了国际贸易秩序？
中国为何在此时选择重塑自身角色？
后特权时代的全球贸易新秩序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中国在WTO主动表示未来不寻求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这件事。借这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好梳理中国是如何占全世界便宜这个事实。最近，关于中国宣布未来不再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特殊待遇引发了很多讨论，但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地聊一聊，回到故事的起点，也就是2001年，看看当时那场被称作“大交易”的入世谈判究竟赋予了中国怎样的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经济格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可不是简单地多了一个成员国，而是一场历史性的大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承诺：我会慢慢开放市场、改革经济法规、融入你们这个全球大家庭；而作为回报，世界不仅为中国制造打开了大门，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了长达15年艰苦卓绝的谈判后，最终同意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来。这个身份可不是一个名头那么简单，它带来了一整套实实在在的红利，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它就像一个战略缓冲垫，让当时的中国可以在履行承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还很脆弱的国内产业。

我们可以把这些好处分成几个层面来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政策空间的缓冲垫。说白了，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你想想，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国内企业普遍没啥竞争力的国家，如果一下子把国门完全打开，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在中国的入世文件里，最关键的特权就是：他履行各种承诺的过渡期可以比发达国家长很多。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汽车产业来说吧，当时中国承诺在2006年7月1日之前把汽车整车的关税从入世前高达80%到100%逐步降到25%，零部件关税降到10%。你没听错，是80%到100%的关税。这整整五年的过渡期，简直是黄金般的五年。它让当时的一汽大众、上汽通用这些合资企业和本土车企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市场、消化技术、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如果没有这个缓冲，让丰田、通用、大众这些巨头直接开进来，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会是什么样子，真的很难说。

除了汽车，像化肥、原油这些产品的进口配额也不是一下子取消的，而是到2005年分阶段取消，都是为了让国内企业能一步一步地适应。服务业就更敏感了，关系到金融命脉。比如银行业，中国就搞了一个特别谨慎的地域和业务分布策略。在2006年底之前，外资银行只能在指定的几个城市开展业务，而且想做人民币业务——对不起，只能对中国企业和少数个人开放，限制非常严格。直到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他们才能和中资银行一样为所有中国客户服务。这有效地保护了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国本土银行。

接下来的第二层好处就更直接了，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就是合法的补贴空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政府补贴管得非常严，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就给发展中国家网开了一面。比如在农业上，发展中国家的补贴总额可以不超过产值的10%，而发达国家只有5%。别小看这5%的差距，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通过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供种子和农机补贴等方式大力支持农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对农民的直接支持从2001年还不到10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现在的超过2000亿美元。这些钱对于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工业领域也是一样。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禁止出口补贴，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情况是容忍的。中国的各级政府就通过低息贷款、税收优惠、便宜的工业用地等方式。大力扶持了像钢铁、造船、太阳能光伏这些后来的明星产业。虽然这些做法后来引发了无数的国际贸易官司，但在入市后的头十年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确实为这些产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保护伞，帮助他们迅速做大规模、降低成本，最终称霸全球。

第三层好处是一个规则豁免的保护伞。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上。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建立高标准的保护体系，但它也给了发展中国家更长的过渡期去落实，这客观上就为中国企业学习、模仿甚至吸收外国技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虽然我们承诺入市就全面实施协定，但从立法到全社会有这个意识、再到有效打击侵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确实降低了当时中国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成本。

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那这个故事就只讲了一半。要完整理解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获得的全部优势，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更具争议的层面：那就是在很多核心领域，中国并没有完全履行它当初的入市承诺。这种不完全履约的状态，给中国带来了超出那场大交易范围的额外、未经协商的巨大经济利益，而这也正是后来全球贸易摩擦的真正根源。

首先是那些持续存在的市场准入壁垒。虽然中国按时降低了关税，但各种非关税的隐形壁垒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依然大量存在。外国公司经常抱怨，他们在中国市场面前有一道玻璃门，比如繁琐而且不透明的许可审批程序、歧视性的监管规定，还有就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的技术转让，也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欧盟商会的年度报告几乎年年都在提：在云计算、生物技术、金融服务这些高科技领域，外国投资者依然面临各种看不见的限制。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中国的商品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全球市场，而中国自己的国内市场却可以有选择地保护起来，让本土企业免受最激烈的竞争。

其次就是资产权保护方面立法和执法的巨大鸿沟。中国确实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实际的执法层面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商业秘密窃取、专利侵权、大规模的网络盗版，这些行为让很多外国公司的创新成果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样的执法不严状况，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成本，加速了技术追赶的进程，但它也严重伤害了以创新为基础的全球贸易规则。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对国家干预和透明度承诺的违背。中国入世的一个核心承诺，就是要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要让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但现实我们都看到了：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成员国必须定期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自己的补贴项目，但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完全履行这个基本义务，导致它庞大的补贴体系就像一个黑箱。而且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做大做强”的政策下，凭借着在贷款、土地和资源上的特殊优势，在很多行业里进一步巩固了垄断地位。像后来的“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产业政策，更是清晰地表明了国家力量在主导资源配置，这其实是和当初承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有一定出入的。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中国在入世后获得的优势，其实是双重的。第一重是那场大交易中白纸黑字写明的合法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它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减压舱，让中国经济平稳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海洋；而在此之外，通过对部分核心承诺的不完全履行，中国又为自己争取到了第二重、也是更具争议的保护和优势。正是这两重利益的叠加，共同解释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奇迹，也为我们理解今天全球贸易体系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深刻的矛盾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所以你看，中国在入世后获得的优势其实是双重的：第一重是那场大交易中白纸黑字写明的合法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它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减压舱。而在此之外，通过对部分核心承诺的不完全履行，中国又为自己争取到了第二重、也是更具争议的保护和优势。这两重利益的叠加共同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贸易矛盾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好，刚才我们谈了中国获得的这些好处是什么类型，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可能才是最让人震惊的部分，那就是这些好处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它对中国经济的重塑作用到底有多强，我们能不能试着去量化它。在这里我得先坦诚地说，想给这些所谓的好处算出一个精确的总账，比如值多少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现金，它是时间窗口、是政策空间。它的影响是和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优势、政府的强力投资等等因素深度捆绑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虽然算不出总账，却可以通过衡量在这些特殊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多么剧烈的、不成比例的加速转变来间接感受它的巨大能量。我们先来看宏观层面，最直观的就是贸易顺差。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年，进出口总额大概是5000亿美元。20年后，到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6万亿美元，翻了将近12倍。更惊人的是顺差。200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只有225亿美元。这个数字后来是一度狂飙，到2022年创纪录地达到了8776亿美元。这里面绝大部分顺差都来自美国和欧盟。而这些天文数字的顺差又直接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多亿美元一度飙到接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些数字对于中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把它和中国当时的整体经济规模放在一起看，才能感受到这种冲击力。我们来做一个数量级的对比。比如在增长的黄金时期，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622亿美元。而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大约是3.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仅仅一年的贸易顺差就相当于当年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7.5%。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比例，说明外部需求在当时是如何深刻地拉动着整个中国。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比总量占比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在2001年到2008年这段中国经济起飞最关键的阶段，中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接近10%。根据世界银行和很多经济学家的测算，在这惊人的增长里进出口，也就是顺差，平均每年都贡献了2到3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最迅猛的扩张期，每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有大约20%到30%是直接由对外贸易这个引擎提供的。如果没有这个引擎，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掉到7%左右。虽然也不错，但绝不会有后来那种震惊世界的不对称加速效应。

我们必须记得，2001年的中国还远不是今天的经济巨头。当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国内资本非常稀缺，所以每年几千亿美元持续流入的贸易顺差就像是一个国家创业初期挖到的第一桶金。它不是账面数字，是真金白银。正是这笔钱为后来史诗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初始融资，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最关键的金融火力。

所以说这笔贸易红利就是注入那架刚刚开始滑跑的巨型飞机引擎里的高辛烷值燃料，让它得以用超常规的加速度冲上云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质，也就是这些特权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今天的工业结构。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还是汽车产业。我们之前说了，它有五年的高关税保护期。2001年中国汽车年产量只有200多万辆。本土品牌非常弱。到了2009年，也就是保护期结束没几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就突破了1300万辆，成了世界第一。这五年受保护的温室让中国通过合资政策获得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育了庞大的本土零部件供应链，最终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本土品牌的崛起。

第二个例子，高科技和电子产业：2001年，中国的电子出口基本都是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但在入市后的头十年，得益于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环境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就拿华为来说，它的销售收入从2001年的二十几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超过320亿美元。整个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也从不足500亿美元增长到了超过9400亿美元。这背后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通道，加上国内的保护性环境共同催生的结果。

第三个例子，重工业和国有企业。以钢铁为例，在国家政策和补贴的支持下，中国的粗钢产量从1.5亿吨飙升到超过10.5亿吨，占了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还多。而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中国公司也从11、12家增加到了14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它们能拿到低成本贷款，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里，迅速用规模和价格优势冲垮了全球的竞争对手。

所以把这些都拼在一起看，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我们算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特殊待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结构性的。它在宏观上为中国赢得了近20年的贸易红利期，积累了巨额资本；在产业上又为中国的核心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护性温室。可以说，它并非简单的锦上添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能够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条独一无二的增长路径本身。可以说，它并非简单的锦上添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能够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条独一无二的增长路径本身。好。

到这里，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成功学”的画面。但是，任何一个宏大的故事都有它的冲突和矛盾。中国经济的这种不对称加速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不仅仅由中国的竞争对手们来承担，更多是由整个全球贸易体系本身来买单。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故事里最复杂也最关键的第三部分：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是如何从根本上挑战甚至是动摇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所熟悉的那个国际贸易秩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回到2001年：当时所有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期望，经济学里管这个叫“趋同理论”。简单说，就是大家相信只要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大家庭，市场的力量和法治的规则会慢慢地把它改造成一个和大家差不多的成熟市场经济体。但20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期望落空了：中国不仅没有趋同，反而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套极其高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特的工具箱。首先，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投资者。中国的很多关键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它们的首要目标不是下一季度的财报好不好看，而是要完成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不计短期利润，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来抢占市场、获取技术。它们能从国有银行拿到源源不断的低息贷款，能以很便宜的价格拿到土地和能源——这些都是普通私营企业想都不敢想的。其次，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不对等的互惠原则，它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行道：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可以顺畅地走向世界，但世界的商品和服务想进入中国，却面临着重重关卡。最后，就是一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补贴体系：从上游的原材料到下游的市场推广，国家力量无处不在。

当一个携带着这样一套工具箱的巨型经济体，全面进入全球市场的时候，一个深刻的效应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经济学里一个古老的“格雷辛法则”来形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劣币指的就是由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不完全按市场盈利规则出牌的竞争模式；而良币指的就是在透明、法治、公平竞争环境下运作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

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良币的退场。在太阳能、光伏板、钢铁、造船这些行业，这个效应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就拿太阳能光伏来说，在201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关产业在获得了超过400亿美元的国家信贷支持后，产能疯狂扩张，直接导致全球光伏板的价格在短短几年里暴跌了超过80%。这是一场毁灭性的价格战。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包括美国的Selindra、德国的QgenSales在内的一大批曾经在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欧美光伏企业直接破产倒闭。这些遵守市场规则的良币就这样被遵循不同游戏规则的竞争者活生生地驱逐出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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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良币的变质。面对这种冲击，幸存的良币和他们背后的国家怎么办呢？他们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坐以待毙，接受产业空心化和失业，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中国冲击；第二个选择就是筑起高墙，搞贸易保护；而第三个选择就是被迫模仿劣币的行为。为了所谓的拉平竞争环境，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政府开始放弃自己信奉多年的自由市场原则，也开始搞起了产业政策。比如美国这几年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欧盟的绿色新政产业计划，都包括给自己的企业提供巨额的政府补贴。这就好比一个原本诚实守信的商人，为了在骗子横行的市场里活下去，自己也不得不开始耍手段。自由贸易的共识就这样从内部开始瓦解。

当整个体系发展到这个阶段，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信任的崩溃与秩序的瓦解。当体系里最重要的玩家之一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在系统性的玩弄规则而不是遵守规则的时候，其他人对这套规则的信任自然就崩溃了。因为遵守规则反而成了老实人吃亏。这种信任的崩溃最直接的就体现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上。这个机制本来是用来仲裁成员国之间具体的贸易纠纷的，但它根本没有能力去裁决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模式到底合不合规。所以当美国这些国家发现他们没法通过这个机制去解决他们认为最根本的不公平问题时，他们就对这个体系彻底失去了信心。最终美国通过系统性的阻挠上述机构法官的任命，导致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最高法院在2019年底正式瘫痪。这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个系统无法解决其核心矛盾时最终走向功能衰竭的必然结局。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去20年全球化失衡所引发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政治反应。中国模式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它不仅自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更关键的是它在全球范围内触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连锁反应。这个反应先是摧毁了特定行业的市场化竞争，然后迫使其他国家也开始搞国家干预，最终侵蚀了所有人对多边体系的信任。当一个体系无法再提供公平竞争、当大量的民众和企业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时，要求政府夺回控制权、实行贸易保护的政治呼声自然就会越来越高。因此，从中国冲击到英国脱欧，再到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这些事件背后都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对这种失衡的全球化的强烈反弹。中国的崛起故事与旧有国际贸易秩序的衰落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好，如果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么紧张，旧的体系眼看就要玩不下去，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几天前，我们似乎看到了答案的冰山一角。北京出人意料地出了一招，它决定要改变这个游戏的玩法。那么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选择主动放弃它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开始重塑自己的角色？这背后是北京对内外局势深思熟虑后的一次主动的、前瞻性的战略转向。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身份定位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从一个长期以来被动适应并且巧妙利用规则的玩家，转向想要主动设置议程、影响未来规则的这一转变，是三股巨大的力量最终汇合到了一起的结果。


首先，外部压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继续维持“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这个立场，给中国带来的外交和经济成本已经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它能带来的实际好处。最直接的压力当然来自美国。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已经彻底转向了战略竞争。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还是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搞的小院高墙式封锁，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道义基础：那就是指责中国没有履行承诺、搞不公平竞争。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就成了这套叙事里最核心、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靶子。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美国一个针对中国的问题，统一战线其实已经在慢慢形成。欧盟把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位一体，因为在市场准入、国家补贴这些问题上谈不拢。那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到今天还被冻结着。同时，欧盟还推出了自己的反经济胁迫工具和外国补贴条例，这些虽然没点名，但枪口对准谁大家心里都清楚。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都在推动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所以北京面临的是一个由几乎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压力集团。在这种环境下，再固守原来的立场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孤立。

更何况，这个身份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其实也在减少。中国的很多产业现在已经不是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了。相反，像电动汽车、通信设备这些领域的中国公司，已经是世界级的竞争者。当维持一个标签所带来的麻烦，已经远远超过它能带来的好处时，放弃它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迫于压力的被动反应，更是中国内部发展阶段变化的一种必然。

第二个驱动力就来自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需求。今天的中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已经是“双循环”。简单说，就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出口了，要更多地依靠国内的消费市场和科技的自立自强。你看，消费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现在已经超过了60%。一个以技术创新和品牌出海为目标的新经济体，比一个以低成本制造为目标的老经济体，更需要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测的国际环境。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华为、比亚迪，甚至是 TikTok，你最怕的是什么？是你辛辛苦苦做出了有竞争力的产品，却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在海外市场被各种安全审查、政治打压，搞得寸步难行。过去那种“不公平竞争者”的坏名声，实际上已经开始伤害中国自己最顶尖的那些出海企业了。

所以，通过放弃特殊待遇来换一个更友善的全球营商环境，塑造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形象，这符合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利益。

最后，也是最精彩的一点：这次转向是一次主动出击，是为了在和美国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抢占道义和规则的制高点。这是一盘地缘政治的棋。近年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多边体系的怀疑，比如说它单方面瘫痪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中国恰恰是利用了这个背景，通过做出重大让步来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把自己塑造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反过来把美国放在了那个“单边主义破坏者”的位置上。

你看，消息一出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韦拉立刻就高度赞赏，说“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这正是北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同时，这也是为了升级它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领导角色。通过宣布自己“毕业了”，不再需要和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去争抢那点特殊待遇，中国就把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提升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强大后盾。这个新位置既能平息其他发展中大国对它“搭便车”的不满，又能让它在未来以一个更超然的地位去主导和构建符合它自身利益的新议题。

所以说，中国的这次战略转向是一次极其精密的、多层次的决策。它既是对过去20年全球化失衡所引发的危机的被动回应，更是对未来数十年中国在全球新秩序中理想位置的一次主动布局。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博弈的开始。那么，既然新的棋局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棋盘是什么样子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场棋局最终会走向何方？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晚讨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来推演一下，在这个中国放弃特权的后特权时代，全球贸易秩序可能会出现的三种未来情景。

第一种情景，我们称之为合作性重构。这是最乐观，但可能也是最困难的一条路。在这个剧本里，中国的这次让步被看作是一次真诚的建立信任的重大举措，成功地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长期以来的谈判僵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规则更清晰、基础更稳固的2.0时代。那么，要让这个美好的情景发生，我们需要看到哪些迹象呢？首先，就要看世界贸易组织那个已经瘫痪的争端解决机制能不能复活，中美欧这三大玩家能不能坐下来就改革上诉机构达成妥协。这是体系能否恢复功能的首要指标。其次，要看新一代贸易规则的谈判能不能有突破，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领域。中国会不会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这些核心议题上接受更高标准的约束？最后，也是最难的，各方能不能启动关于工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新一轮认真谈判，去解决过去20年所有摩擦的根源。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第二种情景可能也是最现实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竞争性共存。在这个剧本里，中国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关系，让世界贸易组织不至于彻底崩溃，但大家心里深层次的战略不信任并没有消失，全球贸易秩序就演变成了一种“一个星球两套体系”的混合模式。一个功能被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基础平台继续存在，但真正的高标准规则都在几个由中美分别主导的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内部来制定。我们怎么知道世界是不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呢？大家可以关注两个相互竞争的趋势。一方面，看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在推什么，比如说他现在力推一个叫“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协定”的东西，这个协定被认为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协同。如果这个东西最后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支持，但被美欧抵制，那就是体系内部分裂的明确信号。另一方面，看美国主导的那些经济集团是不是在变得越来越实在，比如说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会不会产生有约束力的规则，那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如果这些排他性的小圈子越来越有实质内容，那他们就会成为事实上另一个经济北约。到那个时候，世界贸易组织就从全球贸易的立法者降级成了一个只处理基础杂务的管理员。

最后，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第三种情景，系统性碎片化。在这个剧本里，中国的举动被证明只是一个姿态，没能阻止信任的进一步崩溃。一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或者新一轮的极端保护主义浪潮彻底压倒了经济理性。多边贸易体系名存实亡，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为主导的混乱环境。这个危险的未来有哪些警示信号呢？第一，看那些单边的贸易工具会不会被用得越来越频繁，比如美国的301条款、关税、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这些工具的本质就是绕开世界贸易组织，自己当警察、当法官。第二，看贸易和供应链会不会被公开地武器化。对半导体、关键矿产这些领域的出口禁令会不会越来越多，形成事实上技术铁幕和资源集团。最后一个也是最终的红线信号，就是看下一次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也就是第14次部长级会议。如果那场大会在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甚至连一份联合声明都发不出来，那就标志着所有成员国已经正式放弃了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问题的希望。多边贸易体系将迎来它的“脑死亡”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