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三晚，却让她惦记了一辈子还终身未嫁

玫玫

1.暗夜华尔兹

1941年的上海，连月色都带着铁锈味。林曼丽踩着高跟鞋走下黄包车，裹紧了旧裘皮大衣，那是三年前一个客人送的，如今毛色已黯淡，正如她的年华。

百乐门的霓虹在宵禁的黑暗里挣扎闪烁，像这个沦陷区城市最后的心跳。

她24岁，在舞女里已不算年轻。

化妆间里烟雾缭绕，脂粉香混着廉价香烟的味道。

“听说了吗？昨晚霞飞路又抓人了。”说话的是新来的小姑娘，手指紧张地绞着手帕。

林曼丽没接话，只是仔细地描画唇线，红色的，太艳了，像血。

她擦掉，换了个浅些的颜色，在这个年代，太鲜艳的东西都活不长。

舞池里的灯光旋转着，像一场华丽的眩晕。

林曼丽被一个日本军官搂着跳舞，能闻到他身上清酒和皮革的味道。军官的手在她腰间越收越紧，她脸上却绽开练习过千万遍的笑容，恰到好处的谄媚，不多一分真心。

一曲终了，她借口补妆溜到后门透气。弄堂里黑得彻底，只有远处探照灯偶尔扫过的光。她点了一支烟，火光在黑暗中明灭。

然后她听见了声音——压抑的喘息，还有液体滴落的轻响。


2.初遇，她救了他


“谁？”她的声音很轻，手却悄悄握住了皮包里的修眉剪。

阴影里走出一个人，准确说，是拖着身子挪出来的。男人穿着深色西装，但左肩位置颜色更深，是血。他的脸在昏暗中看不真切，只有眼睛亮得惊人，像受伤的兽。

“别出声。”他说，声音嘶哑，“就走。”

可他没走两步，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林曼丽的第一个念头是转身回舞厅，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月光恰在此时穿过云层，照亮了男人的脸——年轻，他不会超过三十岁，额头有汗，嘴唇因为失血发白。

他的手指在地上摸索着，似乎想抓住什么，最后只握住了一捧尘土。

鬼使神差地，林曼丽蹲下身，扶起了他的头。“能走吗？我住得不远。”

男人没有回答，他已经昏了过去。

林曼丽住在百乐门后巷的亭子间，十平米，一张床，一个柜子，还有扇朝北的窗，终年不见阳光。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男人拖上吱呀作响的楼梯，用尽力气推开门时，两个人都滚在了地上。

她没有点灯，借着窗外霓虹的余光检查伤口——枪伤，子弹擦肩而过，万幸没有留在体内。

她烧了开水，用仅剩的半瓶高粱酒消毒，撕了自己的真丝衬衣包扎。男人在昏迷中皱紧眉头，却没发出声音。

这个男人可真能忍，她想。

天亮前，男人醒了。

他先是警惕地打量四周，看到蜷在椅子上睡着的林曼丽，神色才稍稍放松。

“为什么救我？”他的声音依然嘶哑。

林曼丽也醒了，揉着眼睛：“看你长得俊，不行吗？”

男人愣了一下，居然笑了。这是林曼丽第一次看清他的笑容，很浅，但眼角有细纹，像是很久没真心笑过了。

“我叫陈默。”他说。

“我是曼丽，林曼丽。”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躲在亭子间养伤。

白天林曼丽去舞厅，晚上带回来食物和药。

他们话不多，一个不问对方的来历，一个不提自己的营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玫玫

3.温暖的最后一夜

第三天夜里，林曼丽回来时带了瓶黄酒和一包花生米。“庆祝一下，你明天该走了吧？”
陈默正在窗前，背对着她看外面的夜色。上海的夜晚从未真正安静过，远处总有机车声、犬吠声，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响。
“谢谢。”他转过身，“救命之恩，不知如何报答。”
“那就讲个故事吧。”林曼丽倒了酒：“真实的故事。”

陈默沉默了很久，久到林曼丽以为他不会说了。
“我是教书先生。”他最终开口，“教历史的，只可惜...我的学生们……很多已经不在了。”
林曼丽慢慢喝着酒，她知道他在撒谎，至少没说全。
教书先生是不会中枪的，不会在昏迷中还保持着高度警惕，不会在听到巡捕车经过时下意识地摸向腰间——虽然那里已经没枪了。
但她没戳破他，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秘密都有可能会致命。

“我有个妹妹，和你差不多大。”陈默突然说，“三年前去了后方，再没消息。”
“想她吗？”
“当然，每天都会想。”陈默的声音很轻，“但这世上有些事，比想念更重要。”
那晚他们几乎没合眼，说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陈默讲北方的雪，林曼丽说弄堂里卖栀子花的老妪；陈默背了几句杜甫的诗，林曼丽哼了半首苏州评弹。两个世界的人，在这个十平米的房间里，短暂地共享了同一片温馨的时空。
凌晨时分，陈默准备离开。他站在门边，回头看了看这间简陋的屋子，目光扫过林曼丽昨夜包扎时留下的血迹，扫过桌上那瓶见底的黄酒。
“保重。”他说。

“你也是。”林曼丽没起身，“活下去。”
门轻轻关上。林曼丽坐在黑暗中，突然觉得这间住了三年的屋子，前所未有地空旷。

4.故人再重逢

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林曼丽继续在百乐门跳舞，对日本军官笑，陪汉奸喝酒。只是偶尔，在午夜梦回时，她会想起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和那句“有些事，比想念更重要”。
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林曼丽在舞池里又看见了陈默。他换了身体面的西装，搂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跳舞，姿态亲昵。
经过林曼丽身边时，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没有任何温度，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林曼丽的心沉了沉，却继续着自己的舞步。她早该明白的，那三天的交集，不过是乱世里的一点偏差，如今各自归位。
一曲终了，陈默和女伴走向露台。经过林曼丽身边时，一张纸条轻飘飘地落进她的手袋。
厕所隔间里，林曼丽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快走。”

她的手在颤抖，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百乐门今晚要出事。她应该立刻离开，从后门走，回亭子间收拾细软，然后消失在上海的茫茫人海里。
可她想起了陈默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和他塞纸条时微微颤抖的手指。
林曼丽没有走。
她补了妆，重新走进舞池，在乐队换曲的间隙，她“不小心”撞翻了服务生的托盘，酒水洒了一地。经理骂骂咧咧地过来时，她提高声音道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露台方向传来一声闷响，像是重物落水，紧接着是日本宪兵队的哨声。
混乱中，林曼丽看见陈默从侧门离开，那个穿旗袍的女人不见了。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陈默的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他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租界小报登出消息：百乐门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日本商社代表身亡，疑为抗日分子所为。

玫玫

5.她有心病

林曼丽病了三天，高烧不退。梦里全是枪声和水声，还有陈默最后那个眼神。

病好后，她辞了百乐门的工作，用积蓄在法租界开了间小小的裁缝铺。

战火愈烈，上海越来越不像上海。林曼丽的裁缝铺生意清淡，但她学会了享受这种安静。

偶尔有熟客带来外面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进了租界，又有人被吊死在外白渡桥。

1944年秋天，一个戴眼镜的先生走进裁缝铺，说要改件长衫。量尺寸时，他低声说：“陈先生托我带句话。”

林曼丽的手一抖，针扎破了手指，血珠冒出来。

“他说，谢谢那晚的酒和花生米。”

“他……还好吗？”

眼镜先生沉默了片刻：“他完成了该做的事。”

林曼丽明白了。

她低下头，继续缝衣服，针脚细密整齐。“请告诉他，栀子花开了又谢，弄堂还是老样子。”

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通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整个上海都在沸腾。

林曼丽关上店门，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夜。她想起陈默说“有些事比想念更重要”，现在这些事做成了，他应该回来了吧？

但他没有。

内战又起，上海再次陷入混乱。林曼丽的裁缝铺在1948年春天被迫关门，那时物价飞涨，一捆法币买不到一袋米。她搬回亭子间，靠替人缝补为生。

1949年5月，解放军进上海。满街都是红旗和歌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林曼丽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年轻战士的脸，突然想起陈默——如果他还在，应该也会在队伍里吧？


6.有人送来了他的遗物


1951年，一个穿干部服的女人找到林曼丽，说是组织上派来的。

她带来了陈默的消息：1947年春，他在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被叛徒出卖，死于苏州河边。

“这是陈默同志的遗物。”女干部递过来一个小布包，“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他，就把这个交给弄堂里开裁缝铺的林女士。”

布包里是一支钢笔，笔帽有磕碰的痕迹；还有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上面是陈默的字迹：

“曼丽如晤：若见此信，我已不在。那三日，是我一生中最像‘人’的日子。谢谢你让我记得，我除了是战士，也曾是个会痛会笑的血肉之躯。保重，为新生的中国，好好活。——陈默 1946年冬”

女干部离开后，林曼丽握着那支钢笔，在窗前坐了很久。夕阳西下，弄堂里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他们在玩打仗游戏，喊着“冲啊”“杀啊”。

她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陈默说：“我有个妹妹，和你差不多大。”

原来这些年，她一直代替那个不知名的妹妹，收存着陈默作为“人”而不是“战士”的那部分温度。

林曼丽终身未嫁。她活过了大跃进，熬过了文革，改革开放后，她的小小裁缝铺又开起来了，虽然手艺已不如从前灵活。常有老街坊来聊天，问她为什么不找个伴。

她总是笑笑，不说话。

1999年，林曼丽去世，享年82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有一支旧钢笔，一张泛黄的纸条，还有一朵压干的栀子花——那是1941年夏天，陈默离开那天的清晨，她在弄堂口买的。

盒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是新添不久的，字迹因年老而颤抖：

“我这一生，见过太多人为了伟大的目标死去，却始终记得，伟大之所以为伟大，是因为它记得每一个渺小的、爱过的人。”

窗外，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而那段暗夜里的华尔兹，终究没有跳完第二个小节。

（全文完）